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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格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

●哈佛大學經濟與公共政策學教授

如果持續通膨迫使美國聯準會（Fed）開始大幅提高利率，那麼誰來清理必定產生的新興市場金融亂局？通常負責將各國從懸崖邊拉回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似乎對這項工作不太感興趣。該組織非但不願接受其協助陷入困境的債務國自救的傳統角色，反而一直試圖化身為一個援助機構。

當然，做散財童子可比做守財奴更有趣，而且富國在對外援助方面的付出太少了。我一直主張要建立一個世界碳銀行來向全球輸送贈款和技術。同理，為重組後的世界衛生組織提供資金以對抗各類疫情的理由也很有說服力。就算在這個私人資本流動額遠遠大於官方貸款的世界上，傳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案依然可以在緩解和管理金融危機方面扮演關鍵角色。

但這種角色在新冠疫情期間就已經被放棄了，而想要重拾起來則殊不容易。在危機的最初階段發放不帶多少附加條件的資金是合理的，但由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個貸款機構，它最終要麼把錢收回來，要麼就自行破產。基金組織與阿根廷的緊張關係恰好說明了這一點：後者在2018年獲得了570億美元的巨額貸款，但基金組織的附加條件卻一反常態地薄弱，導致現在很難回款。

在最近的一些案例中基金組織的附加條款真是寬鬆得令人吃驚。試問它真的應該向那些本身因為控制匯率引發了各種問題，卻連糧食都不願進口去接濟食不果腹的民眾，從而導致那些問題進一步惡化的政府提供幾乎無條件的貸款嗎？2020年時的奈及利亞就得到了這種待遇。而在其他案例中，基金組織在本應極其謹慎的監督評估中表現得格外慷慨，為那些債務相對GDP比率爆炸式增長的國家——這些國家只有在非常樂觀的假設之下才能實現穩定——大開方便之門。

在此2021年迦納第四條款報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基金組織對巴西和南非等大型新興市場國家甚至更為樂觀，再次認定應對新冠疫情才是絕對首要任務，其他什麼債務水準飆升，通脹上漲以及層出不窮的銀行問題都可以容後再議。

這種放寬條件的做法是有意為之的。在本次疫情期間基金組織大規模地擴大了其快速融資工具的使用範圍——這是一種不要求貸款國實施「全盤」調整專案的貸款機制（而且實際上只需要很少的條件或根本不需要）。更明顯的是它已經說服其成員國批准緊急發行總額650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基金組織的儲備資產），而這也基本上也是無條件的。特別提款權基本上是對每一個基金組織成員國的直接援助，就連俄羅斯和伊朗也是受益者。但在該工具錯綜複雜的架構設計下發展中經濟體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

有充分的理由認定應該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姊妹組織——世界銀行——的金融架構，使其可以通過直接贈款的形式（而非貸款）來提供絕大部分資金。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宣導這樣的改革，而這一想法最近也開始得到認真的關注。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目前是一個迴圈基金（revolving fund）的架構，如果它真像某些非政府組織一直要求的那樣一筆勾銷所有貸款，那麼該組織將很快枯竭。唯一避免發生這種情況的方法就是發達經濟體同意向這口井裡注水，但它們似乎又不願意這麼做。

一個關鍵的條件應該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金不能僅用於償還私人債權人。學者們已經清楚地查明這種情況曾經在1980年代發生過，同時在近期也曾出現。參照私人市場利率放貸的中國國有銀行如今也是個需要考慮的因素，我們應該想辦法確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不會被用來償還中國的貸款。

一個善意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一個如今想推動更大程度平等的善意美聯儲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一直認為通脹急劇上升只是暫時性的美聯儲當前面臨著一個兩難境地：除非它在明年充分收緊貨幣政策（此舉的風險要比官方言論所承認的大得多），否則通脹可能會變得很嚴重；但如果收得太快的話又會出現經濟衰退。同時滯脹的可能性也是真實存在的。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樣需要在其核心監督職能方面進行調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悲慘境遇引起了人們的極大同情，但基金組織不是世界銀行——後者實際上是一個援助機構。相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訂立的那些強力條款對於建立金融穩定和確保其資源不會最終被用於資助資本外逃、償還外國債權人或國內腐敗極為必要。新冠疫情並未遠去，而傳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不應消失。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y Is the IMF Trying to Be an Aid Agenc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