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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維斯

● 土耳其前經濟部長

●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研究員

 

史特勞斯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高級研究分析員

關於氣候變化的討論，主要包含兩個明顯的矛盾點。首先，在本世紀，幾乎不可能快速完全脫碳，將全球變暖控制在遠低於工業化前水準的2攝氏度以內。然而，考慮到利害關係，這種快速脫碳又是不可避免的。

矛盾的是，這兩種說法可能都是正確的。到2050年，通過利用現有與新興技術，實現全球經濟淨零增長在技術及經濟層面均是可行的，但這需要行為方式上的巨大轉變和大規模的政策干預，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國際合作，而這同樣很難實現。儘管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能夠為氣候行動緩解一些社會及政治障礙，然而，僅靠這種創新是無法讓世界實現淨零排放的。

對於這項任務，其規模著實令人生畏。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IPCC）的資料，若將全球變暖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需要到2030年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礎上削減45%左右，從而在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在能源、土地、城市和基礎設施（包括交通與建築）及工業系統方面進行迅速而深遠的轉變」，當然還有對二氧化碳的減排。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僅僅是該任務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全球還務必大幅減少諸如甲烷等短期氣候污染物的排放，以實現北極變暖及永久凍土融化過程的大幅減緩，因為這些效應或將導致更多一氧化二氮與甲烷的釋放。

儘管已有100多個國家承諾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但全球排放量仍在持續快速成漲，只不過因大流行病導致的衰退打斷了這一進程。就大流行病前的趨勢而言，世界正在步入到2035年耗盡碳排放預算的軌道中。儘管科學家發出了緊急通告，但迄今為止，國際氣候談判仍未達到應對該挑戰所需的信心層級，進而導致人們普遍對人類預防氣候災難的能力感到悲觀。

那麼，該如何解釋基於技術的樂觀主義與廣泛的警惕主義之間的共存呢？ 畢竟，在越來越多的行業中，向淨零排放的過渡既是技術上可行的，也是相當廉價的。 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陽能和風能，已經成為世界上很多地方成本最低的發電選擇，並且隨著其採用規模的擴大，其價格將更加低廉。 當然，由於此類資源存在間歇性，因此其需要續電裝置來抵消這種間歇波動。 然而，蓄電裝置的性能也在越變越好，且更便宜，從而實現了運輸與發電的綠色環保。

迄今為止，氣候行動不充分的一個原因，便是轉向零碳電力與運輸需要預付成本。的確，隨著汽車、燃煤電廠及燃氣發電站的磨損或廢棄，無論如何都需要支付一部分成本來替換。而且對於諸如太陽能在內切為數不多的技術而言，價格下跌如此之多，以至於採用它們即使在短期內也是有利可圖的。不過，更常見的情況是：在一個以短期主義為特徵的世界裡，脫碳只有在較長期的視野中才是有利可圖的。

不採取行動的另一個原因，是綠色轉型將對國家內部及國家間的分配產生重大影響。在國家層面，付諸行動將創造數以百萬計的新就業機會，但也將失去數以百萬計的就業機會。即使結果是就業崗位在十年內淨增加，但就業失敗者將試圖減緩這種轉變，除非其能得到足夠的補償或能夠迅速找到其他工作。

這種轉型問題在發展中國家非常嚴重，儘管採用綠色技術能最終將其緩解，但通常會因缺乏長期資金與激勵措施而難以實施。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法是富裕國家補貼發展中國家進行轉型——包括通過多邊開發銀行。然而，經濟學家比特（Willem Buiter）最近總結到：「鑒於國內財政已然開始入不敷出，跨境財政團結工會似乎也並無此意。」他還補充到：「除非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否則，我們自己所造成的生存危機只會變得更糟。」

事實上，支付前期成本所需的長期資金規模，以及分配挑戰的難度，所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協調與國內凝聚力，只有這樣才能使綠色轉型在財政與政治上可行。幸運的是，儘管技術和政治上的可行性或在不同的層面上發揮作用，但兩者卻是聯繫在一起的。

例如，更廉價的綠色技術降低了各國對其部署的政治成本，因為該做法符合它們的國家利益。這就是為什麼印度突然自願用可再生能源取代燃煤電廠。技術創新的正外部性至少部分抵消了搭便車和協調問題的負外部性。這使得決策者確保貧窮國家以低成本獲得這些技術的決策變得更加重要。

然而，儘管技術進步可能讓雄心勃勃的氣候目標變得越來越有可能，但其仍然不足以讓我們及時抵達終點線。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警惕主義者是對的。根據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目前國家自主貢獻嚴重不足，到本世紀末，世界很有可能無法將全球變暖控制在3攝氏度以下，並遠遠在那之前就會經歷災難性的氣候事件。

政策制定者可以解決氣候敘事中明顯的矛盾，但只有在許多方面採取極其迅速的行動才行。要證明悲觀主義者是錯誤的，就需要把以氣候為導向的轉型作為一整套全面政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這套政策包括影響深遠的金融轉型，並關注分配問題。因此，除了新技術之外，各國政府必須把大量的儲蓄用於長期投資中，並對國內與國際公平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承諾。只有這樣，「不可能」才會成為「一定能」。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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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Decarbonization Paradox》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