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劍橋視角:微觀經濟學的信念 MIT和哈佛從這分道揚鑣

高伯瑞(James K. Galbraith) 2022年01月29日 07:00:00


 

高伯瑞

●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授

 

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Diane Coyle給她自己設下了艱難的挑戰:從業內角度,提供一個經濟學學科合理的指標,同時捍衛主流經濟學對抗外界嚴厲高漲的抨擊。

 

在Cogs and Monsters一書當中,Diane Coyle從該領域頂尖學者作品中發想,尋求推動一個更互動、政策導向的經濟學願景。她的意思是作品都在那裏了,只需要重新包裝。她告訴我們,「為了經濟學本身,議程很清楚。」

 

「我們需要在已經存在的工作的基礎上,將標準外部性、非線性、臨界點和自我實現(或自我避免)動態要素納入其中。我們需要復興和重新思考福利經濟學。 ...我們需要一種現代方法來公共提供和管理資訊產品,應用關於不對稱信息的豐富文獻。 ......我們需要將社會而非個人置於經濟學研究的核心......」

 

Coyle將宏觀經濟學家視為「預測者」(嚴厲,但並非完全錯誤),她更願意詳述當今大多數學院派經濟學家所關注的應用微觀經濟學。這種閃躲讓她在許多次要問題上引用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話,而不必考慮她本人否認微觀理論的事實。Coyle將凱因斯斯推到了知識分子的一邊,她認為是微觀經濟學家推動了這一領域的發展,超越了 40 年前的簡單學說。正是他們現在正處於將經濟學變成有用的東西。

 

微觀角度

 

人們可以理解甚至同情 Coyle 的項目。現實世界已經超越了海耶克和他的主要弟子、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今天的嚴重不平等在政治上變得不可接受。金融危機是地方性的,現在氣候變化也落在我們身上。Coyle的職業青年時期的自由市場、放鬆管制和私有化的真實性已經失去了吸引力。

 

但正如 Coyle 指出,經濟學仍然非常嚴格。學術上的成功需要在僅有的五個「頂級」期刊之一上發表,所有這些都受到主流正統派的追隨者的嚴格控制。對於今天的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說,取得成功的唯一可行方法是建立在(並因此接受)正統觀念的基礎上。

 

順從,甚至是阿諛奉承,都是必需的。因此,Coyle本人從教理問答中背誦道:「然而,市場的出色之處在於在發現和挑戰的過程中協調資源的使用。由需求和供應決定的價格所傳遞的信息是一個很好的協調工具。」

 

可以肯定的是,Coyle所推崇的現代應用微觀經濟學是分散而多元的,通常沒有過去幾十年自由市場軍團的清晰自信。它為那些質疑「理性」經濟計算公理的人騰出了空間,通過實驗表明,真實的人的決策與教科書的預測幾乎沒有相似之處。

 

新的微觀經濟學家指出像是持續性「不對稱資訊」等問題:非常進步派新古典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最愛的主題。其他人強調市場中的共同缺陷和摩擦來源——固定薪資、固定價格、壟斷權力——而其他人則關注社會成本和公共產品的提供。

 

然而,所有這些「偏離」仍然遵循將完全競爭市場中完全知情、完全理性、價格調整的買賣雙方視為理想類型的正統觀念。理想類型在實踐中不存在並且從未存在過的問題似乎並不重要。經濟政策的假定目的是消除所有缺陷,使世界的行為「好像」面對理想情況。

 

這種信念結構的一個典型表現是「新反壟斷」(new antitrust)的流行思想,它規定拆分Facebook、google和亞馬遜等公司,以確保這些行業的價格競爭。另一個例子是倡導碳定價作為減緩全球變暖的機制。更有害的是「靈活的勞動力市場」(flexible labor markets)作為治療失業的方法。

 

就最後一點而言,Coyle寫到「希臘與義大利經濟都廣泛被認為都以犧牲競爭、創新、和經濟成長為代價的法規積累而受阻」(注意到潛台詞:廣泛被認為)。主流經濟學家可能確實這麼想,但他們是錯的。希臘勞動市場在十年前被IMF去法規化。消失的不是失業率而是正式工作和中產階級。

 

而且,有明顯證據顯示公會推動的薪資團結對於工作有利,如同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奧地利和愛爾蘭所施行的。這個事實逃避主流經濟學,也會持續這麼做因為那些鼓吹這些觀點的文章無法被刊載在「前五大」經濟學期刊當中。

 

價格不是一切

 

Coyle 贊同價格調整是經濟原動力的宏偉幻想。但正如劍橋凱因斯主義經濟學家卡爾多(Nicholas Kaldor )在其 1985 年的著作《沒有均衡的經濟學》中指出的那樣,「認為價格是一切事物的關鍵的直覺信念」是完全錯誤的。Coyle將現代主流經濟學置於其上的基礎是一個神話。正如卡爾多所說:

 

「…重要的結論是,導致經濟代理人做不同事情的信號——生產更多或更少,或者將他的製造設備從某些品種轉移到其他品項——始終是數量信號,而不是價格信號. ......在實際的供需調整中,如果有的話,價格只扮演非常次要的作用,如果有的話。」 (強調補充)

 

當作1974-75年在劍橋大學讀書,我閱讀凱因斯,與斯拉法(Piero Sraffa)見面,聽Joan Robinson,與卡爾多、Luigi Pasinetti, Richard Goodwin, Ajit Singh, Wynne Godley, Robin Marris和 Adrian Wood一起念書。在當時,人們理解在劍橋,市場不像是Colye所描述那樣運作。如同愛因斯坦推翻歐幾里德的平行公式(axiom of parallels),凱因斯的《一般理論》早就抹殺了勞動力和儲蓄的供給曲線,從而消除了所謂的勞動力和資本市場。

 

隨之而來的是,生產價格由成本(主要是勞動力成本和利率)決定,而數量由有效需求決定。市場並沒有被認為是有魔法的。很明顯,大部分資源和組件並沒有在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影響下移動。相反,他們按照公司之間通過談判確定的合約條款行動,一百多年來一直如此。技術由組織管理——主要由大公司管理——有時被稱為「新工業國家」。

 

但是理解這些事情的劍橋學派經濟學已經死透了。這在柴契爾夫人時期遭到思想大整肅,並且立足點被北美早期的麥卡錫主義、雷根主義和麻省理工學院自稱的凱因斯主義者給撬開。只有少數離散的生存者存活至今。

 

但是儘管經濟學學科已經改變,現實世界還是完全一樣。這不是佛里曼、路卡斯(Robert Lucas)或海耶克描述的夢幻島(never-never land),也從來不是。

 

Colye從點兩概括了卡爾多:製造差異的重要性以及經濟學家所稱的「提高回報」。但是她將「數十個手機方案,以及在大街速食店吃純素或無麩質食品的選擇」描述為看似無法控制的複雜性,以新古典主義的方式證明了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去中國旅行可能會讓她糾正這種觀點。)在現實生活中,正如卡爾多指出的那樣,大型組織透過維持投入原料庫存而不是成品庫存來計劃多樣性,以便他們能夠應對不同物品需求數量的變化:

 

「即使是標準物品的製造商也可能會銷售多種相同的商品(想想鞋子、相機、偵探小說、冰箱和廚房用具),所有這些商品都使用幾乎相同的材料,但設計略有不同。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擁有大量「投入庫存」使製造商處於比擁有「產出庫存」更有利的位置來滿足他的客戶。

 

這不是什麼困難的問題,公司,而不市場,總是在克服生產多樣性的挑戰。人們只要放棄任何重要事情都依賴價格訊號的理論。問題在於為什麼卡多爾在1980年代強調的事情,40年後在同樣大學內的經濟學家都不接受。

 

報酬遞增的報酬

 

Coyle很正確的主張「經濟學需要以報酬遞增和那種他們所意指的動態為核心」。經濟知識的特性是獨特的,但這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還不是主流基礎,更不是在課堂或者權力的迴廊當中。」

 

碰巧,卡爾多也論及相同主題:

 

「知識的進步……往往是從經驗中獲得的結果——邊做邊學。正如偉大的美國經濟學家艾琳楊(Allyn Young)在他著名的論文《報酬遞增和經濟進步》中所強調的那樣,該論文在他早逝前不久於 1928 年至 1929 年冬天發表——由於我不清楚的原因,這篇論文沒有在他的祖國具有如此明顯應得的影響力——只要我們允許報酬遞增,經濟規律就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艾琳楊在幾乎一個世紀前就看到,而卡爾多在40年前所強調,報酬遞增會產生「累積因果關係」(cumulative causation):市場領導者領先落後者會產生越來越大的極端不平等與不平衡。

 

投入到這些想法中,Coyle在數位時代對待報酬遞增的方式是Cogs and Monsters一書中最具洞察力的部分。她還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數據偏差」的問題,尤其是在隱含地決定經濟學家選擇研究什麼的調查中普遍存在的先驗類別方案,即使它們對於需要理解的過程不一定重要。 (幾十年來,這個特殊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干擾我在衡量不平等方面工作以及其他工作。)

 

最終,這些議題帶領握們不只是回到凱因斯,還有他的同僚小圈圈:卡多爾、斯拉法和羅賓遜。這些早期劍橋經濟學者沒有發展「預測模型」,而宏觀政策解方對他們來說是旁支。他們和他們的後繼者(特別一直到90歲都還在寫作的Pasinetti)運用統合理論經濟學,整合金錢、銀行、生產、就業與失業、市場力量、國際貿易、工業企業和科技改變。

 

Coyle對基於市場和價格信號的獨特應用微觀經濟學的信念是戰後劍橋構建「新古典綜合」的產物。正是在這裡——在麻薩諸塞州的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的經濟學家將這門學科分道揚鑣,將凱因斯的思想簡化為公式,並為芝加哥對理性「微觀基礎」的崇拜奠定了基礎。

 

在遞增報酬和數據偏見的角度來看,該趨勢在數位時代下已經被人工智慧所加速,Coyle總結說「經濟學需要改變」。她對此肯定是對的。但只要經濟學還屈服於Colye受訓基礎的主流基石當中,經濟學就不可能進展。累積智力因果關係、理論進化和想法的發展只屬於還遭到阻擋的新環境。

 

凱因斯、卡爾多和他們的劍橋同僚對此完全了解。然而,儘管他們智力過人,只有凱因斯被Coyle的書所引用。卡多爾獲得一個跟自己無關論點的註腳,剩下的人根本沒被提到。劍橋已經忘記劍橋,為此劍橋變得更貧脊。

 

(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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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What's Left of Cambridge Economic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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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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