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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加迪（Alberto Mingardi）
●米蘭語言與傳播自由大學政治思想史副教授
●布魯諾·萊昂尼研究所所長

近年來，許多政治爭議都被視為是經濟理性，與被標誌為民粹的非理性爆發之間的爭鬥。但認知心理學家與經濟學家則指出，政治上的非理性並非民粹暴亂者所獨有。一般而言，多數政治領導人往往聚焦於實務操作，並不一定會針對其所闡揚的理念進行深思。

於百年前、亦即1923年8月19日過世的帕雷托（Vilfredo Pareto），是開創近代政治非理性版圖的先驅之一。他在1848年出生，正是自由的希望（以及革命）席捲歐洲的一年，並且在目睹自由秩序崩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劇後離世。如今，他的名字最常出現在提及「帕雷托最適狀態」(已無法在不傷害任何人的情況下使某人獲益）或「帕雷托法則」（80/20法則，亦即約有8成的結果是由約2成的原因所造成）。

很難想像帕雷托會認為他將因為這些思想名留千古。他的工程師父親提供了他科學與數學的教育學養，他則將其應用於在40多歲前的忙碌管理職涯。

在任職期間，他投身佛羅倫斯的自由主義政治活動，並且成為了好鬥的論戰者與知識淵博的經濟學家。由於渴望自己的想法被聽見，他與法國的經濟學家通信並以法文發表文章，不遺餘力地維持各種關係。他寫給自由黨的時任英國首相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並獲得回信。

在眾多通信者中，最頻繁的聯絡者是潘塔列奧尼（Maffeo Pantaleoni），在兩人開始通信時學術資歷雖然小了10年，成就卻遠勝於他的專業學者。帕雷托在對潘塔列奧尼一篇短論文表達欣賞的同時，也注意到其中的一些瑕疵。有別於不情願的回應，潘塔列奧尼很快看出他的筆友是個天才。他妥善地保存信件，並對帕雷托進入學術圈功不可沒。在1893年，帕雷托接下了新古典經濟學開創者瓦爾拉斯（Léon Walras）在洛桑大學的教職。

在這裡，帕雷托以熱情面對教學職務，但他對經濟學的熱情也開始消退。他想轉向研究社會學，因為他逐漸發現人類生活受到無邏輯的行為所支配。在現代經濟學體系的構成扮演要角之後，他很快也成為二十世紀政治科學與社會學的源泉。

身為一位年輕人，帕雷托認為自由貿易明顯對所有人都有益，軍事支出則對許多人有害。但他自己的國家義大利，卻離自由貿易漸遠並展開奢靡、殘暴的殖民擴張。雖然帕雷托很快就認知到這種行為是受到特殊利益的驅使，但他不禁疑惑為何有這麼多其他人跟隨此潮流。

帕雷托認為，政治意識型態的功能，便是替豬擦脂抹粉。政治的本質是某人統治、眾人順從，這是民主也無法改變的道理。

但是必然會由某人統治，並不意味相同的人們會永遠地統治。相對地，歷史是各個不復存在的統治階級的墓園。當一個統治階級變得故步自封，且無法接納新元素的時候，其大限也就不遠矣。

帕雷托並不認為歷史與政治，能夠透過主角們自私自利的論述來理解。應該以科學、超越透過表象「推導」的探究方式，而不是止步於人們為自身行為所提出的辯解之上。帕雷托了解人們的行動，源自根深蒂固的動機——他將此稱為人們必須合理化的「殘基」。為了使非理性看起來理性，我們都在不停地發明正當的藉口

帕雷托視「理性主義」為另一種「智識的信仰」，然而知識分子受偽科學信條影響的程度卻不亞於一般人。下回你滑過社群媒體的動態消息時，思考那些提倡「正確」理念的人，是否真正有深思熟慮過。有多少人有真正閱讀他們所引用的文獻，或試圖理解對立的觀點？我們的想法，往往取決於我們對於歸屬感的渴求。

在政治學，有兩種「殘基」（動作的誘因）至關重要。一方面，「食利者」重視穩定、反對改變與新行為者的加入，傾向以地租或固定的薪水維生。帕雷托將此「殘基」視為「聚體的持續」，例如風俗、傳統、社會階級等。

另一方面，以改變與追求創新而蓬勃的「投機者」卻傾向為了自己的目的操控政府。帕雷托將其「殘基」稱為「組合的本能」，暗示其具備了發明嶄新事物的能力。

食利者與投機者都是一個國家繁榮的要素，但帕雷托認為後者更可能獲取掌控社會的權力，特別是政府正在擴張時。他們在家策畫大規模、有野心的「計畫」，無論其目標是打贏一場戰爭、減少社會不公，或是使官僚體系更有效率。

帕雷托對一戰前的世界的描繪與我們此刻身處的世界相似。他認為替政府服務的金融工程基本上充滿了欺罔。他嘲笑那些相信稅金是為了獲得公共服務而繳付的費用的人們，並且將通貨膨脹與公債，視為「掠奪」特定族群的工具。

從長遠看，政府並不會償付債務，而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向民眾徵稅。投機者更擅於利用這樣的趨勢獲利，食利者（或領養老金者與其他以固定收入維生的人）則更可能成為最終負責買單的一群。

與過往相比，今日的政治更注重信仰與歸屬。政治的極化使得左派與右派狂熱倡議各自的主張，兩者都咸信如果己方未能獲勝，世界就會走向衰敗。現今的知識份子完全投入在這樣的修辭之中。

當然，帕雷托本身也是充滿熱情的人，並熱切相信自由與寬容，但他也為了某種原因而將政治現實主義強加於己，並非出於某種對中立的癡迷，而是因為他將保持清醒視為最重要的義務。

（翻譯：潘笠允，責任編輯：王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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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Pareto and the Roots of Politic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