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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1952年出生於台灣宜蘭縣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 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

● 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2016年，中國完成了（第）十三（個）五（年）計劃的制定，為2016—2020年勾勒出經濟戰略和目標。其中一個目標是實現GDP，以及農村和城市家庭平均收入要比2010年水準的基礎上多1倍。

這些目標需要中國經濟平均年成長率在未來5年至少達到6.5%。這一速度比1979年以來平均每年9.7%的成長率低了不少，但從國際標準看，毫無疑問仍屬於高成長。

此外，考慮到自2010年初以來中國每季成長已有所減緩，部分人開始質疑這一目標是否可以實現。

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高峰後的衰退？

經濟成長來自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增加。高收入國家已經處於生產率的前沿，必須透過技術和組織突破才能實現；因此，它們的典型成長率在3%左右。但是，發展中國家可透過向發達國家借鏡技術加快生產率成長，從而加快GDP成長，中國就是最佳案例。

在經歷了36年的趕超後，中國面臨的問題是還能從這個過程獲益多久，有些學者認為已達極限。

他們引用經濟史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歷史數據，說明了其他東亞經濟體如何在「人均GDP（per capita GDP）」達到1萬1000美元時（以1990年美元價格為基準的購買力平價計算，若按2005年美元價格，則為1萬7000美元），所經歷的經濟成長趨緩。

比如，在日本到達此一水準後的5年裡，經濟平均年成長率為3.6%。南韓成長率下降到4.8%。香港下降至5.8%，因此很多人相信中國未來5年的經濟平均年成長率將低於7%。

中國持續保有成長空間

我不這麼看。

這類分析沒有考慮到一個事實：已發展國家不會袖手旁觀，它們成長並力求技術突破，這給了發展中國家持續學習的機會。

預測中國經濟成長率減緩者著眼於人均GDP是正確的，人均GDP體現了一國平均勞動生產率，也體現了技術和工業進步水準。但中國增長潛力的最佳指標不是某種絕對標準值的人均GDP；而是中國和美國（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人均GDP之差。

以這一衡量指標，中國還有充足的擴張空間。

1972年，當日本達到1萬1000美元門檻時，日本當時的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當時的72%。當台灣在1992年跨過這一門檻時，當時的人均GDP則為當時美國的48%。目前，中國約為美國人均GDP的30%左右。

2010年去世的麥迪森，生前提供相關數據中最新的年份為2008年，當時中國人均GDP為美國的21%，我們可以藉此考察其他東亞經濟體在類似水準上的表現，以此估計中國的成長潛力。

日本人均GDP在1951年達到美國同期的21%，隨後20年，日本經濟以平均每年9.2%的速度成長。新加坡在1967年達到這一水準，隨後20年的平均成長率為8.6%。

台灣、香港和韓國也都類似；在人均GDP達到美國的21%後的20年，它們的成長率在8%左右。

由上述數據來看，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在2018年前不具備成長率繼續攀升的潛力。

中國承受外部拖累

中國經濟目前的成長趨緩是外部和周期性因素的結果，而不是自然極限。

中國一直在承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出口需求暴跌的影響。從1979年到2013年，年出口成長率平均為16.8%。2014年，出口成長率下降到6.1%；2015年進一步下降，變為-1.8%。

外部環境的拖累可能繼續維持，因為已發展國家的政治局面妨礙它們實施重振經濟增長所需要的結構改革，例如降低工資、削減社會福利、「金融去槓桿化（financial deleveraging）」和整頓預算赤字。

事實上，與1991年的日本類似，許多已發展國家未來將面臨失落的幾十年。

要想實現成長的目標，中國必須仰賴包括投資和消費的內需市場。幸運的是，中國在這兩方面的前景可期，已發展國家常常難以創造生產性的投資機會，與此不同的是，中國可以追求基礎設施改善、城市化措施、環境管理和高科技行業。

此外，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競爭對手不同，中國擁有充足的財政空間、家庭儲蓄和外匯儲備進行投資，投資產生就業、家庭收入和消費。

因此，即使外部條件不改善，實現6.5%（或以上）的年成長率也絕對在中國的能力範圍內，如此，中國將繼續成為世界主要的經濟引擎，至少在2020年前貢獻30%的全球成長。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y China Can Grow According to Pla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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