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
● 聯合國前秘書長(1997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
● 2001年諾貝爾和平得主
● 現為安南基金會主席
人們曾歡呼網路和社群媒體為散播民主和自由創造了新機會。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和其他社群媒體也確實在2009年的伊朗、2011年的阿拉伯世界和2013—2014年烏克蘭的群眾起義中扮演關鍵角色。那時,推特的力量比刀劍還要大。
但極權政權很快就開始鎮壓網路自由。領導者們擔心嶄新的數位世界,因為這個世界遠遠超越了以往存在所能類比的安全機制。這個的擔心純屬杞人憂天(proved unfounded),從結果論,由社群媒體驅動的群眾起義大多因為缺乏有效的領導而失敗,傳統政治和軍事組織仍佔上風。
事實上,這些政權也開始利用社群媒體為自己服務。
我們都聽說俄羅斯暗中利用社群媒體影響烏克蘭、法國、德國以及(最出名的)美國的選舉結果。臉書估計,包括發文(posts)和付費廣告(paid ads)已有1億2600萬美國人(相當於美國全國人口的40%)瀏覽過這些由俄羅斯所發出的內容。
或許該回想一下,早先俄羅斯還曾指責西方煽動烏克蘭和喬治亞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在克里姆林宮眼中,網路和社群媒體卻是另一個秘密操縱民意的戰場。
既然技術上最先進的國家(美國)都無法保證選舉過程的完整性,不難想像技術較落後的國家面臨著怎樣的挑戰。換句話說,威脅是全球性的,如果沒有事實和資料,操縱言論的可能性就能助長陰謀論,在公共信任已然低迷時破壞對民主和選舉的信念。
社群媒體的意識形態「同溫層(echo chambers)」加劇了人們的天然偏見,也扼殺了健康的爭論的機會。這產生了實際性應,因為它製造了政治兩極化,影響了領導人形成妥協的能力,因為妥協正是民主穩定的基礎。
類似地,仇恨言論、恐怖主義訴求、種族和性騷擾在網路上找到了「主場(a home)」的感覺,有可能導致真實世界中的暴力。
但社群媒體算不上第一次挑戰政治制度的通訊革命。
印刷品、廣播和電視都是各自時代的革命性因素。它們也都逐步地得到了監管,哪怕是在最自由的民主國家也是如此。如今,我們必須考慮如何讓社群媒體也和傳統媒體一樣,接受同樣的透明度、問責和稅收規則約束。
在美國,部分聯邦參議員提出了《誠實廣告法案》(Honest Ads Act),該法案將適用於印刷品、廣播和電視的規則應用在社群媒體上。他們希望法案能在2018年期中選舉(mid-term election)前成為法律。
在德國,新的《網路執行法》(Netzwerkdurchsetzungsgesetz)要求社群媒體公司在24小時內刪除仇恨言論和假新聞,否則將面臨最高5000萬歐元的罰款。
這些措施也許有用,但我不確定單靠國家法律是否足以監管網路上的政治行為。許多窮國無法抵擋這樣的阻力,執法不論在哪個國家都將十分困難,因為許多資料並不是在監管所在國儲存和管理的。
不論是否需要新的國際規範,我們都應該小心一點:在防堵過度行為的過程中,不可妨礙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事實上,開放社會不應該過度反應,以防破壞作為合法性基礎的自由。
但我們也不能繼續坐視不管。
部分矽谷和其他地區的主要行為者掌握著人類的命運;但如果我們可以把它們「拉上船(get them on board)」,就能夠糾正當前制度的失靈。
2012年,我召集了選舉、民主和安全及全球委員會(Global Commission on Elections, Democracy, and Security),對於選舉完整性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推進合法選舉流程進行研究與應對。只有被普遍認為公正可信的選舉,才能帶來和平民主的領導層輪替,贏家獲得合法性,輸家獲得保護。
在安南基金會(Kofi Annan Foundation)的贊助下,我準備召集一個由社群媒體和資訊技術界意見領袖和政治領導人組成的新委員會,來幫助人類解決這些至關重要的新問題。
新委員會致力尋找可行的方案為民主服務,捍衛選舉的完整性,同時把握新技術所帶來的許多機會。我們將給予建議,希望這些建議能夠「協調技術進步與民主」間的破壞性對立,因為民主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
技術不會一成不變,民主也應該如此。
我們必須迅速行動起來,因為數位步也許只是滑向「老大哥控制(controlled by Big Brother)」的奧威爾世界(Orwellian world)的第一步,在這個世界裡,成千上萬感應器散布在智慧手機和其他裝置中收集資料,人類變得易於操縱。
手機和手錶所收集的資料應該歸誰所有?這些資料應該如何使用?如果其他人要用的話,是否應該得到我們的同意?使用我們的資料的人由誰來問責?這些都是將影響到自由的未來的大問題。
(原標題為《How IT Threatens Democrac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