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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

在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上的工作報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誓言中國將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並在2049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之際——成為高收入國家。而人們都希望他能比中國第一任總理周恩來達成更大成就。周恩來在1964年便承諾要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

中國有望進軍高收入國家之列

周恩來的方案把重點放在四個關鍵部門的改革：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他並未設定具體的收入目標，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原本或許預期中國會有更好的表現。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標準，當時位處世紀之交的中國依然屬於中低收入國家。

這一次，要實現收入目標可能並不困難。中國的實際人均GDP目前約相當於美國的25％。而如果要加入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為代表的高收入俱樂部，就必須將這數字提高到至少45％（取決於實際收入的衡量方式）。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36至40個經濟體達到此一水準。

如果中國經濟能從2018年開始，每年成長率至少高於美國1.7％，就有望在2049年加入這些高收入國家。換句話說，假設美國經濟保持2％的長期成長，中國就得每年成長3.7％（這還是比目前的6.5％來得低許多）。即使到2049年時中國GDP增長率穩定降至2％，其平均成長率至少也有4％。

環境改善代價高昂

但現代化可不僅僅與收入有關，更是一個全面性的發展過程，最終將讓中國社會具備當今發達民主國家所提供的各類好處：發展機會、個人福祉和公共服務等，然而完成這個計畫絕非易事。

首先，中國必須加以清理整治環境。環境的重要性現在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政府已經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比如北京周邊地區的空氣品質在2018年冬天大幅改善，多虧關閉了汙染工廠，並採用天然氣代替煤炭供應家用暖氣。

但是這種改善的成本很高，包括天然氣價格上漲，這還僅是改善中國所有城市的空氣品質，更別提整理國內所有受汙染的河流，湖泊和土壤，這些都將帶來龐大的成本。

農村人口居高不下　勞動力面臨下降之憂

在實現現代化方面，中國所面臨的第二個挑戰是縮小城鄉差距。儘管收入差距已經有所縮小，但農村居民依然難以獲得優質教育、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

持續推動城市化會有所助益，但即使是最樂觀的預測也表明，2035年時仍會有超過3億中國人居住在農村地區。無論那些城市如何光鮮亮麗，只要農村地區仍然落後，這個國家就不能稱是現代化。

伴隨現代化挑戰而來的還有勞動人口下降，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中國的適齡勞動人口數到2040年可能會減少超過10％。雖然自動化可以保護中國免於受到勞動力嚴重短缺的困擾，但人口高齡化會增加社會保障體系的經濟負擔。

儘管在20年前就已經引入了個人帳戶，但中國的養老金制度基本上還是「現收現付」（pay-as-you-go）。

當1962至1976年間出生的中國「嬰兒潮」一代開始退休，該系統的赤字將會提高。事實上一些迅速高齡化和成長緩慢的省分目前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補貼來維持。中國迫切需要一個更加統一和全面的體系來平衡全國的社會保障。

中國堅決不引進選舉民主

當然，中國不斷上漲的國民收入將有助於應付該國所面臨的挑戰，但財富雖然必要卻不是萬能。

首先，法治必須有相當程度的強化，而不僅是遏制官員腐敗。同時還需要轉變文化，讓公民學習如何在一個由可靠的規則和法律架構——而不是地理或家庭血緣關係——主導的社會中生存和發展。

好消息在於習近平已經意識到法治的重要性。在他提交給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有20多處提到了法治，並強調要「全面推進依法治理的總體目標」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還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來轉變中國的傳統生活方式，而非單純發表一些指標性言論。

中國政治制度內含的一個關鍵障礙在於：雖然人們普遍認為民主對於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中國當局已經下定決心不以任何方式、形態或形式引入選舉民主。而各個發達民主國家最近的政治走勢，尤其是包括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內的右翼民粹主義運動和領導人的崛起，更是加強他們此一決心。

在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情況下，「中國模式」滿足了政治合法性的一些要求。可是一旦這些生活水準達到一定程度，中國人民幾乎必然會帶來更多人身自由和政治問責的訴求。中國領導人所面臨的最根本挑戰就在於找出如何繼續摒除選舉民主，卻又滿足這些要求的治理模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hina’s Modernization Ambition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