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培聶拉(Edoardo Campanella)
• 西班牙IE商學院治理變遷中心研究員
義大利尚未塵埃落定的政府人事以及向民粹主義轉向的發展,將可能會導致目前的政治僵局持續一段時間,讓迫在眉睫的結構性改革只能原地踏步。僵局本身以及外界印象中義大利抗拒改變的相關印象,可能會帶來另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後果。
這會導致更多義大利一級人才湧向海外,令十多年來困擾義大利的情況進一步惡化。
自2007年以來,已有近150萬義大利人以及400萬其他外國人離開了義大利。這意味著約8%的義大利人居住在國外,實際數字可能更高。而這些義大利籍的外派人士為了保留自身免費醫療保健等福利,往往不願向義大利政府申報真正的居留狀態。
這類移居外國者的1/3擁有大學學位,大多是從事金融,諮詢,學術,建築或法律工作的高素質專業人士,義大利企業家在全球各大科技創新區域建功立業的故事就更屢見不鮮了。
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都是義大利人口外移的主要目的地。
據說擁有約25萬義大利人的英國倫敦堪稱義大利的第五大城,位居羅馬,米蘭,那不勒斯和都靈之後。與西歐流行的趨勢相反,即使英國脫歐(Brexit)也未能阻止義大利移民的流入。
這顯然是對國內狀況不滿的表現,包括了僵化的勞動力市場,資金匱乏的學術研究和初創企業,以及偏向老年人的社會經濟系統等,在在阻礙個人發揮自身的全部潛力。
但義大利流失的可不僅僅是那些技術熟練,野心勃勃,富有遠見的勞動者,知識精英也在逃離這個國家。
根據經合組織(OECD)1996~2011年的資料顯示,在歐洲各主要國家中,義大利是世界科學家淨輸出國,更糟糕的是,義大利流失的往往是學術成果豐碩的精英,遷入義大利的則多是平庸之輩。
卡羅·阿爾貝托獎( Carlo Alberto Medal)是兩年一度,只頒發給40歲以下優秀義大利經濟學家的獎項,8位獲獎者中已有7位在國外頂尖大學就職,沒有留在義大利貢獻。頂尖人才分佈區域的情況則更令人沮喪。
除了少數人以外,義大利的諾貝爾獎(Nobel prizes)、數學菲爾茲獎(Fields Medal),建築學普里茲克獎(Fields Medal)或生命科學突破獎(Pritzker Prize)的獲獎人,基本都在國外工作多年。
義大利因此而遭受的損失是雙重的。
首先,那些離開的人通常是在義大利政府的資助下接受教育:每位大學畢業生的學習生涯總花費約為60萬美元。這些精英的流失,相當於自2007年以來義大利GDP每年損失4~5%。
其次,由於外移的義大利人口通常都是最不安於現狀的群體,換言之,義大利失去了最有可能實現改變的因素,也就是這些能激發停滯經濟體並推動技術前沿的人。
如果義大利總統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能成功推動建立一個全國聯合政府,他應該將人才流失問題與勞動力市場,金融部門和養老金體系問題一起擺在政治議程的首位。
只有將人才流失議題拉高至國家層面才能徹底排除其他政治力量的阻撓。
為了表明政府對此問題的承諾,下任總理應該透過任命一名移居海外的義大利同胞作為部長來擴大政府團隊。
理想情況下,義大利應該通過採取必要的改革來留住和重新吸引本國人才,從而扭轉人才外流的局面。但即使現在的議會成員更具改革意識,這些措施的效果也只會在長期內顯現。
與義大利海外人口業務相關的部門應該將重點放在短期修正(short-term fixes)上,例如實施增進接觸的政策並提升外移人口對祖國的情感依戀。這些人雖然身在海外,但依然可以通過增加知識,金錢和創新回流,促進本國的國際利益,將本地企業與全球市場連接,並協助和海外研究中心或私營企業建立夥伴關係來為義大利的復興貢獻。如果有一天真正的變革成為了現實,他們也才有誘因回國服務。
義大利同時應該仔細蒐集海外移民的所有檔案,並彙集義大利國外頂尖人士擁有的技能和專業知識,藉此評估人才外流的嚴重程度,再與國內潛在雇主建立橋樑,將那些最成功的移民納入到慈善和輔導專案中。
此外,定期組織與外派義大利人的正式交流活動,發掘他們的想法和經驗,促進創新,創業和重點行業的發展,也是一途。
在這方面,愛爾蘭就是一個最佳靈感來源。
自2009年以來,愛爾蘭一直推行著一項名為「全球愛爾蘭人( Global Irish)」的計畫,設立特設部門和採取針對性的措施(例如全球愛爾蘭人經濟論壇,Global Irish Economic Forum)來促進與該國海外僑民的接觸。
如果沒有海外僑民的支持、建議和參與,愛爾蘭十年前從金融危機中的迅速復原就不可能實現。
義大利人才流失的問題已被忽視了太長。矛盾的是,當前的政治僵局反而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
(原標題為《Will More Italians Vote With Their Fee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