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聯濤(Andrew Sheng)
●曾任香港證監會主席
●現為北京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兼職教授
肖耿(Xiao Geng)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中國兩會結束後,所有西方觀察家似乎都在討論國家主席連任限制遭到取消一事,國際媒體堅稱習近平將藉此鞏固權力,甚至可能重演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劇碼,不過這種解讀其實極具瑕疵。
西方主流觀點認為習近平日益增長的權威代表一種危險風潮,這多少反映出美國和全歐洲對於民主面對的挑戰感到相當焦慮。不過從西方角度來看中國政治發展是毫無道理的,特別是現在全球正從單極體系轉移至多極體系。
中國近期的改變應被視為廣泛進展的一部分,在這當中,統治的競爭體系愈發茁壯,解決複雜的全球挑戰,像是引發紛亂的科技、地緣政治的對手、氣候變遷和人口變化等。簡單來說,各國都在尋找他們統治的立足點。
在快速變遷的世界,統治體系必須支持在極端不確定情況下所做出的快速決策,卻又同時維持信賴度。這是我們評估中國政治發展時所應該依據的標準,而非從西方對統治體系的期待來判斷。
事實上,西方的治理方式再也不是擁護者過去如此堅決強調的黃金標準。西方民主正面臨自身內部的威脅,最明顯的莫過於民粹力量擁護貿易保護主義等危險政策,原因有很大一部分得歸咎於西方的治理模式無法解決收入不平等、政治極端化、債務上升和基礎建設不足等問題。
這些失敗部分反映出西方民主盛行的短期行為,過短的選舉周期(從6個月到4年)經常導致政客只專注在周期性問題,而非阻礙長期生產成果和收入成長的結構問題。(同樣地,西方企業也傾向根據每季結果來調整營運,如此一來便會忽略掉長遠風險和機會。)
相反地,當中國領導者制定和執行政策,他們會以數十年為規模來思考。這對解決結構問題的高效方案來說相當重要,像是貪汙、環境污染還有不平等這些橫跨不只兩個世代的高速成長和發展所帶來的問題。
目前分頭進行的政策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創造出更公正、創新與適應力強的社會。只有如此,中國才可以在人口數量再次重挫經濟成長前,先逃出不窮也不富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廣義來說,中國領導者為國內經濟和統治的現代化設下30年的目標,這樣的願景沒幾個國家可以構想,更別說是執行。透過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中國的領導方式正在改善其成功的機會,讓習近平和他的副手王岐山進一步實現展望。
習近平與王岐山兩人都是政治老手,從地方層面到全球局勢,對於危機處理、管理複雜體系和社會難題都擁有豐富經驗。他們深悉歷史和個人魅力的重要,將正面迎擊那些頑固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們的領導權力不被中斷便顯得無比重要。
但這不代表就要失信於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徹底整頓中國的統治架構,設立新的國家監察委員會來打擊貪汙官員,無論他們在黨內是什麼樣的身分地位或是派系。
國務院的結構同樣也被調整,無論是負責人、委員會或機構都被確保能以更一致且有效的方式來管理改革。舉例來說,農業與農村事務就被收編到跟環境問題同一個部門。
同樣地,為了減少金融機構的風險(包含過度槓桿化和影子銀行),在新機構中國銀保監的管控下,銀行和金融證券的管制也得以鞏固。這些雷厲風行的機構改革將讓中國統治體系運作方式看起來就跟歐美國家一樣。
就跟習、王兩人一樣,負責這些機構的官員都是盡忠職守、極具能力且經驗豐富的改革家。協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將是哈佛出身的副總理李鶴,他在發展規畫上有30年的資深經歷,熟稔市場力量如何協助資源有效重分配。
金融改革則由央行行長易綱接管,他是一位受美國教育的經濟學者。至於中國銀保監主席郭樹清,是受過牛津大學訓練的經濟學者,在省分領導、中央銀行和證券管制都有相關經驗。
兩千年前,中國哲學家韓非認為有效的統治需要三個要素:法術勢。
改變法律和善用治理工具固然重要,但如果少了政治領袖持續且具備決意的努力,重要性也就變得微不足道。中國體系之所以留存至今,是因為領導人願意以直接且一致的心態來正視市場失靈和管理缺失。為了提升信賴度所進行的努力,將近一步強化整個體系,而這對合法性而言也相當重要。
中國就跟歐洲和美國一樣,地位舉足輕重絕不能傾頹。中國有責任發展出一套統治體系,為經濟和社會帶來結構上的改變,並同時確保高效的信賴程度。這場試驗攸關該體系能不能適應長期挑戰,並對國家和全球福祉帶來貢獻,完全與是否符合西方標準無關。
(原標題為《The Right Way to Judge Chinese Governan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