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
●索羅斯基金、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
歐盟陷入了一場生存危機。在過去10年中,一切能變壞的都變壞了。這個奠定歐洲戰後和平與繁榮的政治工程是如何落到這步田地的?
當我還是個青年時,以莫內(Jean Monnet)為首的幾位有遠見的政治家將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先改造成「歐洲共同市場(European Common Market)」,然後又改造成歐盟(EU),我這一代人是這一過程的熱忱支持者。
我個人將歐盟視為開放社會思想的化身。
這是一個由平等國家組成的自發性聯盟,它們為了共同利益彼此綁定並犧牲部分主權,歐洲開放社會的思想一直在啟發著我。
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盟似乎迷失了方向。它採取了財政撙節(austerity)計畫,導致歐元危機,讓歐元區變成了債權債務關係。債權國制定債務國必須滿足但無法滿足的條件,形成了一個既不自願也不平等的關係,而這與歐盟基礎的信條南轅北轍。
結果,許多當代青年將歐盟視為敵人,認為歐盟剝奪了他們的工作崗位以及篤定而光明的前途,民粹主義政客利用這一情緒發起了反歐洲政黨和運動。
接著爆發了2015年難民潮。
一開始,大部分人都同情因為政治迫害或內戰而產生的難民的窘境,但他們不希望自己的日常生活因為社會服務的中斷而受到打擾。很快,當局在應對這場危機方面的失敗就讓他們失去了幻想。
在德國,極右翼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因此迅速崛起,如今已成德國最大的反對黨。義大利最近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政治上的影響甚至更加災難性:反歐立場的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和聯盟黨(League)幾乎接管了政府。目前,義大利將在政治混亂中舉辦選舉。
事實上,整個歐洲都被難民危機所干擾。
哪怕是在幾乎沒有接收任何難民的國家,寡廉鮮恥的政客也利用這一點。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的競選連任便是對我以子虛烏有的指控維宣傳,指責我利用穆斯林難民淹沒包括匈牙利在內的歐洲。
如今,奧爾班還擺出一副他心目中基督教歐洲捍衛者的形象,這一形象與歐盟基礎價值觀背道而馳,他試圖接手在歐洲議會占大多數的基督教民主黨的領導地位。
美國也加劇了歐盟的問題。
美國單方面退出了2015年伊朗核協議,川普(Donald Trump)這一舉動事實上已摧毀了跨大西洋聯盟,這讓陷入困境的歐洲再添壓力。
歐洲面臨生存威脅已經不再是一種誇張說法,而是嚴峻的現實。
歐洲面臨3個急迫性的問題:難民危機、拖累歐洲經濟發展的撙節政策、與領土分裂(以英國脫歐為代表)。
控制難民危機也許是最好的起點。
我一直支援歐洲內部的難民配置應該完全自願,不應強迫成員國接受他們不想收的難民,也不應該強迫難民前往不想去的國家進行安置。
這一基本原則應該作為歐洲移民政策的指導,歐洲還必須儘快改革或取消所謂的都柏林規則(Dublin Regulation),這項規則為義大利和地中海國家施加了不公平的負擔,導致災難性政治後果。
歐洲必須保護外部邊界,但也要對合法移民開放。反過來,成員國決不可任意關閉歐盟的內部邊界,向政治難民和經濟移民關閉大門的「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思想不僅違反歐洲和國際法;也完全不切實際。
歐洲希望向非洲和發展中世界伸出援助之手,為傾向民主的體制提供大量支援,這是正確的方針,因為它能讓這些國家為公民提供教育和就業,降低冒著危險前往歐洲的可能性。
透過加強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體制,這項歐洲領導的「非洲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 for Africa)」有助於降低政治難民數量。然後,歐洲國家可透過合法的程序接受這些國家的移民,以滿足他們的經濟需求。
如此,移民行為對於移民和接收國來說都是自願。
但是,當前的現實與這一理想相去甚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歐洲仍然缺少統一的移民政策,各成員國各有各的政策,彼此間常常出現利益衝突。
其次,大部分歐洲國家的主要目的不是在非洲和其他地區支援民主發展,而是阻止移民流入,這讓很大部分的可用資金被用於與獨裁者簽訂的骯髒協議,賄賂他們阻止移民過境或用壓迫手段阻止本國公民離境。
從長期看,這將製造更多政治難民。
第三,金融資源嚴重短缺。有意義的非洲馬歇爾計畫需要每年投入至少300億美元,歐盟成員國只能貢獻一小部分,那麼,錢從哪裡來呢?
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承認:難民危機是一個歐洲問題,需要歐洲方案。
歐盟擁有高信用評比等級,基本上仍未運用「借貸能力(borrowing capacity)」,已面臨了生存危機還不動用這個借貸能力,更待何時?
從歷史上看,國民債務在戰爭時期總是上升的,誠然,增加國民債務與鼓吹緊縮的正統格格不入,撙節本身也是讓歐洲陷入危機的因素。
(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How to Save Europ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