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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富爾

●印度清奈傳染病顧問

●《清奈宣言》協調員

2017年，一位發生嚴重血液感染的30歲教師來到我的急診室求醫。這位婦女因為嚴重胸部感染的發熱，而多次前往本地診所治療，我給她做檢查的時候，她正在接受治療血癌的化療。

我用一種來自一組名為「碳青黴烯」（ carbapenems）的藥物的抗生素來治療她的感染，這是一種強力抗生素，通常用於住院治療。但在後續測試中，我發現她身上攜帶一種對絕大多數抗生素都有耐藥性的細菌。

我別無選擇，僅能用據我知道、聊勝於無的藥物來治療她；幸運的是她恢復健康。

可惜，許多患者沒有那麼幸運。世界上很多住院患者感染抗生素毫無作用的細菌，而此前相對溫和的細菌——如克雷白氏桿菌（Klebsiella ）和大腸桿菌（ E. coli ）——已經變身為強力殺手，過去能夠輕易遏制它們的藥物現在已經束手無策。

抗生素與其他所有藥物有一個重要且危險的區別：用的次數越多，效果變得越差。將細菌反覆暴露在抗生素下，最終勝出的將是細菌。

超級病菌疫情經濟影響恐逾100兆美元

每年都有大約75萬人死於抗生素抗藥性（antimicrobial-resistant，AMR ）感染，而除非全球衛生界共同採取果斷行動，這個數字還會繼續增加。在難以獲得所有國家詳細可靠的報告的情況下，英國政府組織撰寫一系列AMR報告，根據他們的測算，到2050年每年將有高達一千萬人死於AMR併發症。此外，超級病菌爆發的經濟影響可能突破100兆美元；受影響最大的將是低收入國家。

不平衡且不受監管地使用抗生素是造成AMR危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發達國家，醫生對最基本的疾病（如普通感冒）也開出抗生素治療。加強這些國家的抗生素處方監管——如幾十年前的芬蘭所做的那樣——有助於降低抗藥性。

但光靠這些規則是不夠的，因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抗生素不需要處方就能獲得。醫療普及的不平等、過度使用以及糟糕的衛生設施令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而農民用抗生素來加快雞和其他勝出的生長的做法，讓抗藥細菌有了新的進入環境的途徑。

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為克服這些挑戰，將抗生素分為3類，發佈指南指導每類藥物應該如何使用以治療21中最常見感染。

例如，第一類藥物應該做到患者隨到隨得，在開處方時優先使用。兒童呼吸道感染的首選藥阿莫西林便屬此列。第二類藥物包括碳青黴烯類，從去年我的這患者的情況看，它的效果越來越差。第三類藥物包括粘菌素（colistin）和其他「終極」抗生素（“last resort” antibiotics），必須謹慎使用，只用於緊急治療。

顯然，指南是解決全球AMR挑戰的重要的第一步。但政府、醫學會和醫院還必須致力於合作解決抗生素危機。印度醫療界正在朝這方面努力。2012年，印度醫學會通過了《清奈宣言》（Chennai Declaration），作為促進抗生素管制的國家建議。2017年，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在每月固定的廣播演講中敦促醫生加入《清奈宣言》。

印度必須管制抗生素非處方銷售

儘管如此，AMR威脅仍然是實實在在的；遏制這一威脅需要共同努力。比如，在印度，我們必須實施由印度衛生部制定的監管措施，控制抗生素的非處方銷售。世衛組織的（WHO）建議應該強化對這方面的支持。

印度的紅線（Red Line）運動則更進一步，要求僅供處方使用的抗生素用紅色線標注，以遏制抗生素的非處方銷售。

與此同時，已開發國家衛生界必須拿出政治意願減少人們和農業中使用的非必要的抗生素。「終極」抗生素應該絕對禁止用於促進牲口生長，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對現有做法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超級病菌應該讓全世界醫生和病人感到恐懼，但恐懼不應該導致不作為。下一次再遇到來我的診室的可治療感染患者，我需要確定我開的藥有效果。患者的康復不能只靠運氣。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India’s War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