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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生

 

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

美國和中國間如火如荼展開的貿易戰與貿易平衡以及科技鬥爭有關。消息稱美國財政部正在起草法規阻止中國企業投資所謂具產業重要性技術領域的美國公司，商務部則計畫新的出口管制阻止這些技術落入中國之手。

在這些動作之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提出要對價值5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課徵關稅，其中許多產品名列「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清單。

「中國製造2025」計畫是習近平提出讓中國成為全球高科技行業領導者的藍圖，包括航太、機器人、製藥、機械等領域，儘管中國政府拒絕修改計畫，但美國仍要求中國取消所有計畫進行的政府補貼和撥款。

貿易談判便在這兒陷入了僵局。

不難理解美國擔心「中國製造2025」，中國的技術發展方針至少是具爭議的，但對中國政策其實有更好的應對方式，具體地說，是2個辦法。

重點是遊戲規則

首先，美國和其他交易夥伴必須堅持在「違反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和市場不公等方面抨擊中國。

在自由市場競爭中，某國在科技領域的成功不應該以另一國為代價，新的抗癌藥物或更快速的電腦創新應該惠及全人類，不僅僅是幸運地這些擁有技術國家的人民。

中國擁有巨大的人才隊伍，能夠為科技進步作出巨大貢獻，世界也應該歡迎中國的創新努力。但競爭和發展的條件必須具備市場一致性，而不是「市場扭曲性（market-distorting）」。

中國的市場進入和智慧財產權保護記錄十分不佳，因此美國應該考慮「中國製造2025」戰略會如何影響美國利益，但美國決策者的重點應該放在遊戲規則，而不是扼殺中國的創新。

第二個辦法更加重要：在中國發展創新力時，美國也必須加大投資自身的科學和技術基礎，具有遠見的領導者不會因為害怕「中國製造2025」而畏縮，應該用它來激發對科技的支援。

「史普尼克時刻」

換句話說，「中國製造2025」應該成為美國又一個「史普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

1957年10月4日，前蘇聯成功發射了人類史上首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1號（Sputnik 1）」，當時令美國政府極為震驚。隨後，他們投入重金投資於火箭技術、研究和教育。不出1年，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批准了美國航太總署（NASA）的撥款，並啟動NASA的首個人類航太專案「水星計畫（Project Mercury）」。

1959年，國會為美國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撥款1.34億美元，較前一年的撥款增加了近1億美元，1968年，NSF預算已增加到近5億美元。

在此期間，美國政府還提高了研究支持經費，投錢給強化美國學生的數學和科學技能的專案。

總體而言，美國針對史普尼克的應對措施是積極推動航太科學、微電子、積體電路和通訊技術的進步，更不誇張地說，這段時期的美國政府政策奠定了往後幾十年美國主宰全球科技發展的基礎。

搬石頭砸自己腳

「中國製造2025」也需要類似的應對政策。

但在目前，美國對創新的執著卻已不再，川普政府不但沒有支持創新，還熱衷於取消技術相關研究的投資。例如，川普正試圖復興煤炭等骯髒能源，儘管它們曾為了第一次工業革命提供動力，但川普不是投資太陽能、風能和其他為「第四次工業革命（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提供動力的可再生能源。

川普不是唯一的罪人，美國聯邦國會也已顢頇多年。

據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資料，2017年聯邦研發撥款比2007年下降了23.6%，1976年以來，聯邦研發支出實際下降了GDP的1個百分點，2018年就已從1.2%下降到0.7%。

此外，川普政府並沒有去支持高等教育，反而在2019年教育預算中削減3.6億美元（或5.3%）的高等教育經費。與此同時，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還在2017年12月通過一項稅收法律草案，準備對校內每位學生平均可獲得超過50萬美元捐贈基金（endowments）的高等學府開徵以前所未有的高稅收。

儘管只有少數幾家學校會受到影響，但這項法案衝擊最嚴重的包括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等主要研究重鎮，諷刺的是，美國必須持續依賴這些優秀學府保持競爭優勢。

美國需要新的史普尼克計畫。

創新無法接受真空，如果美國不能提高對科技的支持，其他國家就會伺機填補，說穿了，美國創新的敵人並非貿易或「中國製造2025」，真正的敵人是缺乏遠見的美國領導人。

（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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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America’s Second Sputnik Momen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