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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聯濤

●曾任香港證監會主席

●現為北京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兼職教授

 

肖耿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歷史學家王賡武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指出，「西方思維重意識形態，而中國思維重體制。」在當今深刻、廣大的變革時代，特別是在美國對國際關係的態度、策略發生根本性轉變的特殊時期，中國體制改革進程正面臨考驗。

川普執政下的美國，似乎放棄了70年來致力構築的多邊國際秩序承諾，轉而採取了「美國優先」為指導的雙邊談判、交易模式。這包括不惜以任何藉口採取針對其它國家的單邊行動，包括課徵高額國際貿易關稅，以取悅美國國內選民。

這一方針給所有國際經濟、貿易與投資談判增添了一層不確定性陰影，因為川普政府正在試圖改變全球經濟的遊戲規則，雖然這些變化對美國本身也不是特別有利。畢竟，美國企業將是貿易衝突的最大受害者，因為它們一直從現有的全球供應鏈中獲取最多利益。

西方視中國國內政策為「地緣政治把戲」

另外，從美國作為全球最大市場的漫長歷史可發現，一國購買力、軟實力是齊頭並進的。然而，現在美國要刺激國內消費會遇到嚴重的束縛，原因在於收入、財富的極度不均、財政與債務越來越惡化，加上政治環境也不斷分裂極化，以及之前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急需正常化等。

對中國來說，挑戰也十分嚴峻，因為西方幾乎將中國對內政策都視為地緣政治的把戲。但中國領導人也擁有克服當前挑戰與障礙的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正是千百年來影響中國決策風格的系統性思維。這種思維一直致力於保護具有中國特色的複雜經濟、社會和政治安排不受歷代面對的內憂外患。

以2012年以來所實施的改革為例。在中共十八大上，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人口紅利正在因為人口高齡化而消失，而來自國際貿易、外商投資的「開放」紅利也在流失。對應這些挑戰需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有更加決定性作用。畢竟，根據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市場會自然而然地優化經濟過程。

中國改革政策減速　將招致經濟負面影響

國家政府所要做的是確保所有其它條件與已開發國家相同。首先，這需要根除制度性腐敗，其次得進行結構性改革穩定成長、消除社會失衡與不公。因此，習近平推動了反貪腐運動、大力投資基礎設施、研發、技術教育和培訓、醫療社保網路等。這些改革是為了保護中國體制穩定，同時也對全球成長與治理有貢獻。

不幸的是，中國的這些措施在西方被日益視為「重商主義」、「掠奪性」的政策，並成為川普對中國實施懲罰性關稅等措施的理由。這些新的外部壓力迫使中國調整其改革策略與節奏，以降低中國經濟依賴國外關鍵性技術、資源和金融供給的風險。

但中國的這些政策調整面臨著兩難困境。改革減速可能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同時會升級雙輸的貿易戰況。面對當前的壓力測試，中國可能需要加快改革以減少內部失衡、增加消費及國際購買力，為穩定全球需求、成長做出貢獻。

這代表需要果決地去除過剩產能、關閉污染行業、清理巨量不良貸款等，同時也必須持續推動反貪腐行動。擁有全球規模最大、最愛儲蓄的中產階級，中國可以進一步發掘國內市場巨大的消費潛力及在國際市場的購買力。

更重要的是，由於國際貿易挑戰對沿海地區的影響要大於內陸地區，結構性調整政策需要因地制宜以適應不同的地方經濟生態環境，當地化的「最適政策」可能比一刀切的「最佳實踐」更適合。

中國需要持續改善國內市場競爭環境

歷史正是如此：放眼全球，表現最好的經濟體，如美國、中國香港、新加坡和許多北歐國家，在實施普世原則時都制定反映國家、地區和地方經濟社會條件的政策。中國至今為止的改革也是如此，地方政策創新推動中國成長、發展，促進中國、全球標準和規則接軌。

在中國過去的改革歷程中，各省市都被賦權進行多樣化改革、發展實驗，並依據實驗結果調整官僚結構和政府干預，以應對本地和全球市場環境的變化。高成長城市利用自身比較優勢，彼此展開競爭。

例如，香港、深圳、珠海、廣州、佛山、東莞組成的大灣區，為整個中國經濟體系創造了規模龐大的資本存量、資金流動、知識和制度創新經驗等寶貴資源，轉而用來解決其它較不活躍地區的歷史遺留問題。

在這個複雜、動盪的時代，中國需要保持曾經給她帶來過前所未有的成長、因地制宜的系統性靈活策略與方針。這代表國家、省、市各層面需堅持推動適合當地、外部環境的改革政策。

應對內外發展挑戰的一個經受過考驗的系統性策略與方針，是通過國內地區、企業間競爭來提升整體對外競爭力。不管美國的政策如何難以預測，中國都需要不斷改善國內市場競爭環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Stress Testing China’s System Reform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