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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藍

美國杜克大學教授

 

羅德瑞克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土耳其的政治早已失去光彩，但隨著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同樣不穩定且日益加劇的外交危機現在已讓土耳其經濟陷入全面的貨幣危機。

在過去的12個月裡，土耳其里拉（lira）已經貶值近一半，而且，由於土耳其的銀行和公司大量的借貸外幣，里拉幣值的自由落體可能會導致大部分私人企業陷入困境。

噤若寒蟬的社會

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贏得了土耳其政體6月從議會制改為總統制以來的首次選舉，現在繼續以獨裁的方式統治著國家。他選擇政府部長更加看重忠誠（和家庭關係），而不是他們的能力。

十多年來，金融市場讓2014年前始終擔任總理的艾爾多安輕鬆信貸，這為土耳其經濟帶來依賴外國資本的穩定經濟增長，用來資助國內消費，以及對房屋、道路、橋樑和機場的快速投資。

這種經濟擴張很少獲得善終，唯一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時候結束。

直接觸發的是川普政府決定利用制裁（以及更多的威脅）迫使土耳其釋放伊茲密爾的美國福音派牧師布倫森（Andrew Brunson），他在2016年7月針對艾爾多安的政變失敗後遭捕，這場鎮壓共8萬人被捕，17萬人被解僱，關閉了3000所宿舍和大學，同時解雇了4400名法官和檢察官。

這些嚴厲的措施是在緊急情況下採取的，大多遵從艾爾多安的命令。由於媒體受到嚴格控制，民間社會因壓迫和隨之而來的恐懼氣氛遭閹割，因此抵制基本自由受侵害的程度微乎其微。

在2016年後的鎮壓行動中，布倫森只是成千上萬遭控犯下恐怖主義罪刑的其中一個罪犯。

個人主義專制

就像不可持續的經濟政策每次所帶來的金融危機一樣，找到出路需要立即和中期的補救措施。

從短期來看，經濟需要增強信心的措施來穩定金融市場，儘管艾爾多安對這一舉措深感厭惡，但土耳其央行可能需要提高利率。一項具體和可靠的收緊財政紀律和重組私營部門債務的計劃至關重要。可能不得不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臨時財政援助。

但這些短期解決方案並沒有解決經濟的長期脆弱性，這種脆弱性植根於艾爾多安所建立的個人主義專制。

土耳其從未有過無瑕疵的民主。

在艾爾多安2003年上台前，民主制度被軍事干預中斷了4次。但政治制衡限制了軍隊，並且透過越來越公平和自由的選舉，權力在許多場合中易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沒有人獲得過不受限制的權力。從1946年建立多黨民主時的薄弱基礎開始，民間社會發展到政府與商業協會，工會，學者，新聞界和其他各種私人利益集團的關係。

在艾爾多安早年，當他仍然能感受到軍隊和世俗精英的威脅時，艾爾多安嘴上說著民主和人權。他向長期受壓迫的庫德族（Kurds）提出了建議。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和支持者更被納入了一種他們迫切希望相信的「民主伊斯蘭主義（democratic Islamist）」。

不容挑戰權威

但即使他在西方獲得讚譽，艾爾多安也開始透過巨額罰款來箝制獨立媒體。他還透過對將軍和其他主要世俗主義者的虛假審判破壞了法治。艾爾多安在與他的盟友美國穆斯林神職人員法古藍（Fethullah Gülen）及其追隨者分道揚鑣後加速了威權主義，並在2016年的失敗政變後大幅加速。

艾爾多安說，隨著6月大選「老土耳其（Old Turkey）」已經讓位於「新土耳其（New Turkey）」。在第二土耳其共和國建立的新秩序中，任何對他的權威的挑戰都可能被視為叛國罪。

艾爾多安聲稱一切順利，並將黑暗勢力（通常是不知名的外國陰謀者）歸咎於失敗。他的榮耀、無懈可擊的表現、政治生存都被描繪成土耳其的最高目標。所有其他目標，無論是生產力增長，保持外國朋友，改善教育，還是治癒社會傷口，都會加強他的統治。　

作為對土耳其民族的犧牲服務的回報，他有權超越所有法律並討好他的親密夥伴。

土耳其新政治體系的邏輯可以追溯到鄂圖曼帝國（Ottoman）的「正義圈（circle of justice）」，也就是將人口分為「納稅群眾」和由僅服從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教法）的蘇丹領導的「少數免稅精英」，在實踐中己定義了含義。

1839年，通過一項迎來重組時代的法令正式廢除了「正義圈」。近2個世紀後，艾爾多安又把土耳其帶回了前幾代改革者試圖拋棄的過去。

艾爾多安已經制定了這個制度，無法讓有能力的政治家或官僚掌舵經濟。領導者的自身利益超越了為民舉才，恐懼阻止了對重要議題的誠實辯論。

為了自我保護，屬於各領域菁英的商人、學者和記者都選擇沉默寡言。艾爾多安的身邊充斥「應聲蟲（yes-men）」（以及部分女性應聲蟲），這些人努力地滿足艾爾多安的虛榮。

即使土耳其現在的反對派領導人在沒有作用的議會中也會成為艾爾多安的啦啦隊員，因為只要表明不支持艾爾多安就會被視為幫助敵人。

犧牲全民經濟為執政

正如俄羅斯和委內瑞拉，一些敢於持不同政見的人存在於公共話語的邊緣，藉以成為自由言論的假象，但他們過著岌岌可危的生活，總是面臨被捕的風險，殺雞儆猴。

遲早，經濟壓力將迫使土耳其採取穩定貨幣和金融市場的修正案，但這無法重振長期的私人投資，帶回成群結隊的人才，或者培養能讓土耳其能夠蓬勃發展的自由氣氛。

正如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當獨裁領導人優先考慮明智的經濟政策時，政權便可以繁榮昌盛。但是，當經濟學成為提升總統個人權力的另一個工具時，正如我們目前所看到的，經濟必然要付出代價。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Economic Costs of Erdoğa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