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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伊

• 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助卿

• 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與巧實力（smart power）論述

• 現為哈佛大學教授

7月，我與其他43位國際關係學者一起購買了報紙版面，提出美國應維持現有的國際秩序。這種秩序為前所未有的繁榮貢獻卓越，同時也實現了現代史上最長一段時期內沒有爆發戰爭。

美國的領導建立了這一秩序體系，而且一直對該體系的成功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美國的榜樣作用

但有些嚴肅學者委婉地拒絕在聲明上簽字，理由不僅是這種公開聲明在政治上毫無意義，還因為他們不贊同「美國兩黨共同致力於自由霸權，以及世界對美國領導力的依賴」。

批評者理由充分地指出，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既不擁有全球性也非始終自由，擁護者則回應，儘管這種秩序並不完善，但卻促成了無與倫比的經濟增長，並推動、傳播民主。

上述論述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產生不了太多影響，川普當天在就職演說中宣稱，「從今天開始，美國第一將成為原則…我們將向世界其他國家尋求友誼和善意，但這樣做的前提是，時刻牢記所有國家都有權對本國利益的優先照顧。」

但川普接著說，「並非向任何人強加我們的生活方式，而是發揮榜樣的作用。」

某種程度上，川普的確言之有理，這種姿態可稱為「山頂的城市（city on the hill）」，並且有著悠久的傳統。

它並非純粹的孤立主義，而是為了追求價值觀而避開激進主義的陷阱。比起「行動」的支撐，美國實力其實被認為是「精神鼓舞」。例如，國務卿約翰·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的獨立日宣佈，美國並不尋求將勢力「拓展到國外搜尋並摧毀怪物，美國祝福所有人擁有獨立和自由，僅僅主導自身行動並為自己而辯護。」

「卓而不群」的天命

但鼓舞的軟實力絕非美國外交政策中唯一的道德傳統，同時存在的還有干涉主義和聖戰傳統。亞當斯的演講旨在抵禦來自部分人的政治壓力，希望美國能代表希臘愛國者反抗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壓迫。

這種傳統盛行於20世紀。

威爾遜（Woodrow Wilson ）尋求一種能為民主創造安全環境的外交政策。20世紀中，甘迺迪（John F. Kennedy）呼籲美國人保護世界多樣性，但他也向越南派遣了17，000名美國軍事顧問。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共捲入了7次戰爭或軍事干涉，在2006年入侵伊拉克後，布希（George W. Bush）發佈了一項幾乎與川普相反的國家安全戰略，旨在推動全球民主社會和自由。

美國人往往認為自己的國家「卓而不群（exceptional）」，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最近把自己形容為「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堅定支持者。

人們有充分理由認為，如果最大經濟體不率先提供「全球公共財（global public goods）」，那麼所有能令所有人受益的「財」就會供應不足，這是美國例外論的一個源頭。

自由主義願景

經濟規模令美國與眾不同，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杜德尼（Daniel H. Deudney）和波特蘭大學（University of Portland）的麥瑟（Jeffrey W. Meiser）等分析人士認為，外界普遍認為美國卓而不群的核心原因在於構築在政治、經濟和社會自由基礎上的生活方式，或稱「具自由主義特徵和意識形態的願景」。　

當然，從最初開始，美國的自由意識形態就存在著內部矛盾，奴隸制是寫入憲法的規定，而且按杜德尼和麥瑟的說法，美國人在外交政策領域中如何推廣自由價值觀，始終存在分歧。

「對某些美國人，尤其是最近陶醉於權力和正義的新保守主義者而言，美國例外論是一盞綠燈，是一個合法化的理由，無視國際法和世界公眾輿論，侵略他國並強制其接受政府的一個萬能的藉口。」

「對其他人而言，美國例外論代表著自由國際主義者對和平與自由的嚮往，實現這種自由與和平不是透過不受限制的美國權力和影響力，而是透過建立一整套國際法和組織體系，通過調整國際無政府狀態（international anarchy）來保護國內自由。」

在兩大洋的保護下，因為與實力較弱的鄰國接壤，19世紀的美國在很大程度上集中精力向西拓展，竭力避免陷入當時歐洲的權力鬥爭。

美國不能再次獨善其身

前國務卿亞當斯的警告如下，「她眉間的前額將不再閃耀著自由與獨立的無法言喻的光芒；取而代之的是帝國主義的王冠，在污穢而虛偽光環下閃耀著統治和權力的陰暗之光。」

但到20世紀開始時，美國已經取代英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且美國介入一戰改變了權力平衡，20世紀30年代，許多美國人開始相信干預歐洲是個錯誤，並接受孤立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杜魯門總統（Harry Truman）以及世界各國的領袖在吸取教訓後認為，美國不可再次成為一個內向（inward）的獨善其身國家。　

於是他們攜手建立了一套安全聯盟、多邊體制和經濟政策相對開放的系統，這套系統由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或「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構成。

無論人們如何稱呼上述體制，70年來，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一直在捍衛這個秩序。目前，中國等大國的崛起和世界民主國家新一輪民粹主義的興起正在質疑這套系統，川普在2016年還利用民粹主義競選，更成為首位質疑1945年後國際秩序的美國主要政黨候選人。

川普之後的美國歷任總統所面臨的問題是，美國能否成功在不挑起軍事干預和聖戰的情況下宣傳民主價值觀，同時以「非霸權主義領導（a non-hegemonic lead）」來建立和維護相互依存世界所需的建制？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Two Sides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