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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卡托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教授，創新與公共目標研究中心創始人兼總監

●著有《一切事物的價值：全球經濟的創造與剝奪》（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人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達成共識，即公共部門有責任出手干預以拯救那些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並刺激經濟成長。但這種共識並未延續太久，很快公共部門的經濟干預被視之為危機的主要成因，並應當予以制止。

結果證明這是一個嚴重錯誤。

歐洲金融改革失敗　資金終究在銀行手上

尤其是在歐洲，儘管導致崩潰的是私人債務而非公共借貸，但政府卻因高額負債而飽受抨擊。多國政府被指示實施緊縮政策，而非透過逆週期政策去刺激經濟成長。同時，各國還被要求進行金融部門改革，寄望這一改革能與投資和工業的復甦共同作用去提升競爭力。

但實際上沒有實現多少金融改革，同時許多國家的工業也還未站穩腳步。雖然許多產業的利潤回升，但由於現金囤積、金融化程度提高共同作用，同時股票回購——以提振股票價格以及相應股票期權，創下歷史新高，投資仍然疲弱。

原因很簡單：那些備受詬病的國家只被允許採取極為弱勢的政策回應。這種失敗反映政策持續受意識形態，特別是主張國家在經濟中發揮最小作用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其學術近親，總是強調政府弱點的「公共選擇」理論，而非歷史經驗影響程度。

成長需要一個運作良好的金融部門，而且要偏重於長期投資而非短期操作。然而，歐洲直到2016年才引入了金融交易稅，而所謂的「耐心融資」（patient finance）依然不合時宜地遍佈於各處。於是透過貨幣寬鬆政策注入經濟體資金最終又流回到銀行手上。

短期思維的得勢，反映人們對國家身上適當經濟角色的根本誤解。與危機後的共識相反，積極的公共部門戰略投資對成長至關重要。這就是為何所有偉大的技術革命——無論是醫學，電腦還是能源——都是由國家作為首選投資者而實現的。

過度美化創新產業　價值創造多為誤導敘述

然而，我們卻繼續在美化創新產業的私人行為，忽視他們對公共投資產品的依賴。例如，馬斯克（Elon Musk）不僅從美國政府獲得超過50億美元的補貼；他名下的SpaceX和特斯拉（Tesla）也都分別建立在美國宇航局、能源部的工作之上。

完全恢復經濟的唯一途徑，是要讓公共部門重新發揮其作為戰略性，長期性和以任務為導向的投資者的關鍵作用。為了實現這一點，就有必要去揭穿那些關於價值和財富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誤導性敘述。

流行的假設是國家能促進財富的創造（並重新分配這些財富），但實際上並不創造財富。相比之下，商業領袖被視為富有成效的經濟行為者——也是一些人用來為不平等加劇辯護的理由。

由於企業（通常是有風險的）活動創造了財富——從而創造就業機會——其領導者理應獲得更高的收入。這種假設也導致了對專利的錯誤使用，近幾十年來那些傾向於維護專利的法院逐漸讓其應用範圍過度擴張，甚至將一些研究工具而不僅僅是下游產物都私有化了。

美國減稅政策無效　私人投資沒增加

如果這些假設成立，那麼稅收激勵措施必將刺激商業投資。無奈的是這種激勵措施——例如2017年12月頒佈的美國企業減稅政策——卻在總體上減少了政府收入，並幫助企業錄得了創紀錄的高利潤水準，同時幾乎沒有推動什麼私人投資。

這不應令人感到意外。2011年，大商人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表明資本利得稅並不會阻止投資者進行投資，也不會破壞創造就業機會。他指出，「在1980~2000年間美國淨增加近4000萬個就業機會。你知道自那以後發生了什麼嗎？更低的稅率、更少的工作機會增加」。

這些經歷與經濟思想中所謂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所孕育的信念相衝突，而古典勞動價值論也被現代主觀市場價格價值理論所取代。簡而言之，我們假設只要一個組織或一項活動能夠獲得一個價格，它就會產生價值。

這強化了那些將不平等狀況正常化的觀念，認定那些賺了很多錢的人必定也創造了很多價值。這就是為什麼高盛公司的執行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膽敢厚顏無恥地在2009年——僅僅在他所屬的投行也有責任的金融危機爆發1年後——宣稱他的手下是「全世界最具生產力的」。

這也是為何即便美國政府每年花費超過320億美元用於打通藥物創新鏈的高風險環節，而製藥企業卻可以用「基於價值的定價」，來證明藥物價格出現天文數字上漲的合理性。

價值由市場決定　等於讓各方自說自話

當價值不是由特定指標，而是由市場供求機制決定時，價值變成了任由各方「各自表述」的東西，而租金（非勞動收入）與利潤（勞動收入）則混為一談；不平等加劇；對實體經濟的投資也有所下降。當關於價值如何創造的錯誤意識形態立場塑造政策制定時，那麼後果就是那些無意中鼓勵短期主義並破壞創新的措施。

危機爆發至今已10年，解決長期性經濟弱點的必要性依然存在。這代表著首先要承認，價值是由企業、勞動者，戰略性公共機構和民間社會組織集體決定的。

這些不同行為者的互動方式不僅決定了經濟成長的速度，還決定成長是否是創新主導、包容且可持續的。只有認識到積極塑造，以及共同創造市場的政策與當問題出現時的應對政策同樣重要，我們才可能結束這場危機。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o Really Creates Value in an Economy?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