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貿易戰視角:全球化遭攻擊 利益團體鎖定的是中國

 

沈聯濤

 ●曾任香港證監會主席

 ●現為北京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兼職教授

 

肖耿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2017年6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哀歎 「川普正在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為了美國的短期利益,他不惜讓全球造成長期傷害。如今,川普又提升對中國貿易戰級別,導致雙方都在摩拳擦掌,準備為爭奪未來全球技術領先地位而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競爭,對現有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威脅正與日俱增。

 

長期以來,國際貿易一直具有給世界各國帶來共贏的特色。這個假設成為全球在貿易規則領域廣泛共識的基礎,包括各國擁有、正在努力建立相對一致的產權保護規則。例如,中國之所以能夠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是因為中國企業學會如何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所制定的框架內運作及與其它企業競爭。

 

中國勢必要改革 可借鏡歐美產權法制

 

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經不斷指出,新自由主義沉溺在自由放任市場,未考慮到市場效率提高背後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導致的社會成本。收入不平等狀況的急劇惡化,導致普通大眾不僅對導致不平等的具體因素不滿,也開始反對各種形式的開放和全球化,包括移民、自由貿易。

 

這是川普當選的原因。這些逆全球化反彈不僅限於美國,英國脫歐投票背後也是由於民眾對全球化成本失控的擔憂,從義大利到波蘭的許多歐洲國家的右翼民粹主義政治力量崛起也符合類似邏輯。是這些政治發展趨勢,而不是對經濟利益的理性算計,刺激一些政客試圖改寫甚至顛覆現有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這迫使各個國家、全球治理模式出現深刻變革。但斯蒂格利茨、哈佛大學甘迺迪(David Kennedy)在2013年出版的《中國特色的法律與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寫道,「市場是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安排基礎之上,並透過監管框架來實現穩定的。」這代表著解決市場失靈下的收入分配效應需要構建新的行政、司法、和監管框架,而這個過程需要時間。

 

攻擊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的政客、利益團體最喜歡的目標就是中國,導致中國目前面臨巨大的改革壓力。中國的經濟成長速度超過稅收、監管和司法體系演化速度,因此產生日益加劇收入不平等、污染、金融風險和腐敗等問題,而所有這些問題都必須在下一階段的結構性改革被解決。

 

但這些改革應該如何開始、突破,仍取決於中國菁英、決策者、弱勢群體以及國際社會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激烈爭論。隨著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各界也更加期待更清晰的改革方向與政策突破。

 

中國企業聚焦財產權 外企關注智財權

 

中國企業家和其迅速擴大的中產階級首先關注的是在稅收、金融、跨國資本流動、及環境監管日益收緊的環境下他們的財產權利,包括他們所積累的財富的安全性。同時中國年輕人、低收入家庭擔心不斷上漲的房價、就業穩定、以及少數科技巨頭市場比重迅速提高,而導致對中小企業產生排擠效應。

 

至於在中國經營的外國企業與美國等國際貿易夥伴,關注點則集中在智慧財產權保護不力、政府過度支持國有企業,以及政府過度支持科技升級的產業政策。這一領域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執行還需要考慮新技術對商業模式、供應鏈、生活方式、甚至政治環境的負面性影響。

 

中國領導人需要對這些多樣化的、有時甚至互相衝突的關注點給予堅決果斷的回應。這代表著採取更大膽改革開放措施,不僅為鞏固信心及穩定預期,也為讓中國在與美國和其它外國投資者的談判中更有籌碼。

 

中國政府要做的第一步是重申其2013年的改革開放承諾,即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有決定性作用。為了維護這個承諾可信度,中國必須建立一個公平市場競爭環境,特別是對外資公司、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一視同仁。

 

好消息是,面對嚴峻的不確定性、轉型壓力、甚至潛在危機,政府及社會更容易對重大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形成共識。可是,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可能會妨礙改革的行動:地方官員對改革風險的厭惡而導致不作為。

 

打貪導致官員丟官 阻礙地方改革行動

 

在過去,地方層級的試驗、創新是中國改革開放獲得突破及成功的重要原因,各省、市和企業之間的競爭常常能夠打破國家層面官僚主義、結構性僵局。但在目睹大量同事和上司在打貪過程中被逮捕,許多地方官員開始對採取大膽改革行動猶豫不決。

 

正如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時所做的,當前中國決策層需要加倍努力果斷釋放企業家冒險創新、地方政府改革試錯的努力(即市場參與者的「動物精神」)。儘管美國等國際貿易夥伴可能會反對一些地方色彩濃郁、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改革,中國在制度改革方面的大膽創新、試錯的最終結果,將是更加穩定、更有活力的市場。

 

成功的關鍵將是強化產權界定、交易、與保護的基礎設施,包括產權糾紛解決機制、現代化的司法體系、以及先進的商業和技術標準體系。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鏡香港、美國、英國和歐洲等已開發國家的產權基礎設施,從中吸納行之有效的機制。值得關注的是,儘管遭遇到政治和社會劇變,已開發國家產權基礎設施仍然穩定而強大,確保其經濟與社會的長期穩定。

 

到目前為止,中國對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的演化——甚至生存——影響還是有限。但透過讓產權基礎設施、相關的產權安排與已開發國家看齊,中國對建構一個支持共同繁榮、雙贏全球市場生態體系作出重要貢獻,有助於消除、緩和近期全球市場不穩定的緊張局勢。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hinese Reform During a Trade Wa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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