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瑞克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新技術降低了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同時創造新產品,無論生活在富國還是窮國,消費者都可以從中受益。
行動電話是新技術深刻影響的明顯例子。
在技術跨越的案例中,它們使發展中國家的窮人無需在固定電話和其他基礎設施上進行昂貴的投資即可進行長途通信。同樣,通過手機提供的行動銀行業務也可在沒有設置銀行分行的偏遠地區獲得金融服務。
這些是改善窮人生活的技術實例。但是,對於為發展做出真正和持續貢獻的技術,它不僅必須提供更好、更便宜的產品,還必須帶來更高的工作待遇。換句話說,它必須協助窮人擔任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角色。
經濟學家柯溫(Tyler Cowen)稱為「手機而非汽車工廠(cell phones instead of automobile factories)」的經濟增長模式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為何首先購買手機?
再次考慮行動電話和銀行業務的例子。
通信和金融不僅屬於生產面的投入,在某種程度上更同屬生產者服務以及消費者服務。
例如,一項著名的研究記錄了印度喀拉拉邦(state of Kerala)的手機通訊如何使漁民在當地市場從價差中獲利,結果平均增加了8%的利潤。肯亞無處不在的行動銀行服務M-Pesa似乎使貧困婦女能夠從自給自足的農業轉向非農業相關的企業,從而在最底層提供顯著的收入成長。
新的數位技術在改變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大規模農業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大數據、GPS、無人機和高速通信使得改進擴展服務成為可能,舉凡優化灌溉、農藥及化肥使用、提供預警系統、實現更好的質量控制、更高效的物流,與供應鏈管理等等。
這些改進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促進具更高報酬的非傳統作物多元化生產。
這些新技術通常透過全球價值鏈(GVCs)進入發展中國家的生產過程,原則上,GVCs透過限制放寬而進入全球市場,使各個經濟體受益。
然而,圍繞這些新技術創造的可能性存在很大問題,例如:生產力增加是否足夠?它們能否在整個經濟中迅速擴散?
任何關於GVCs貢獻規模的樂觀情緒都必須通過3個事實來緩和。
首先,近年來GVCs的擴張似乎停滯不前,第二,除了某些亞洲國家之外,參與GVCs(實際上是世界貿易)的發展中國家仍然非常有限,第三,最令人擔憂的是,近期貿易和技術趨勢對各國國內就業的影響令人失望。
經過審視,GVCs和新技術展現出的特徵反而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表現,甚至是破壞。
其中一個特點是,GVCs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傳統勞動密集製造業(和其他)活動的相對優勢,降低了貿易收益。
其次,GVCs使低收入國家更難以利用勞力成本優勢來抵消技術劣勢,不利非熟練勞動力投入其他生產,這兩個特徵相互融合,迄今為止,在就業和貿易方面的數據顯示,這些缺點可能不僅抵消優勢而已。
回應這些議題通常是強調建立互補技能和能力的重要性。
發展中國家必須升級教育系統和技術培訓,改善商業環境,並加強物流和運輸網路,才能更充分地利用新技術,這是常見的建議。
點出發展中國家需要在所有方面取得進展既不是新聞,也不是有用的建議。這有點類似說「發展需要發展(development requires development)。」貿易和技術在提供了機會,從而成為更直接和可靠的發展途徑,但是當國家需要互補和昂貴的投資時,製造業不再是主導發展的捷徑。
將新技術與傳統工業化模式進行比較,後者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
首先,製造業是可交易的,這意味著國內產出不受國內需求(和收入)的限制,其次,製造技術在各國間轉移相對容易,特別是從富國到窮國,第三,傳統製造業對技術的要求不高。
上述三個特點共同使製造業成為發展中國家賺進更多收入的電梯。
新技術在轉讓技術難易程度和所要求的技能方面有著截然不同的層次,因此,對低收入國家來說,新技術有時反而是門檻。
(原標題為《Will New Technologies Help or Harm Developing Countri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