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宏尼
●記者保護委員會執行副總裁
讓一個揭發黑幕的記者閉嘴要花多少錢?在菲律賓,官員們在2011年時只需250美元就能雇傭一名殺害記者的槍手。在斯洛伐克,記者揚·庫奇亞克(Ján Kuciak)與其未婚妻於2月被殺,雇凶者花了約8萬美元。
對於腐敗政治家和犯罪集團老闆來說,這都是小錢。不過,民主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無法估算的。
每年因為報導而被殺害的記者都比死在戰區的要多。自1992年記者保護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開始匯總資料來,已有1324名記者因公殉職,其中849人是被謀殺的。但在近90%的謀殺案中,買凶者都逃過法律制裁。而在極少數進行了全面調查的案件中,最終都是低級別的同夥成員出來頂罪,幕後老大根本就是全身而退。
這一問題不僅存在於開發中國家。就在1年前10月16日,調查貪污事件的馬爾他記者達加利西亞(Daphne Caruana Galizia)提交了一份似乎與她的死亡有關的報導,但幾分鐘後就在樓下被一枚汽車炸彈炸死。三名男子被指控暗殺,但主謀仍然逍遙法外。
同樣,斯洛伐克——另一個類似馬爾他的歐盟國家——也未能在庫奇亞克及其未婚妻瑪丁娜·庫斯尼祿娃(Martina Kušnírová)在布拉提斯拉瓦附近的家中被殘酷殺害後伸張正義。儘管警方已經在此案中逮捕了一些人,但不是所有組織者——可能是那些不希望庫奇亞克深入調查該國黑手黨活動的人——都落入了法網。
雖然沙特現在已經承認記者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專欄作家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烏地阿拉伯駐土耳其伊斯坦堡領事館被殺,但當前進行的案件調查同樣不可能讓所有應對其失蹤負責的人受到起訴。
在這些事件中出現的有罪不罰狀況堪稱政策問責和民主制度的癌症。記者需要法治才能有效工作。當執法部門和司法機構淪為有組織犯罪的鷹犬時,記者們就明白當他們挖掘那些威脅犯罪分子或腐敗官員利益的報導時只能後果自負。
你很容易在墨西哥這類國家發現這樣做的後果,犯罪集團的行徑在該國的大部分地區根本不會被提及。那些無懼恐嚇的英勇報導者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與犯罪集團有關的殺人事件也已經產生了使他人閉嘴的預期效果。事實上,大多數墨西哥記者可以本能地劃定出一些民主和透明度消亡的「沉默區」。
2013年,聯合國將11月2日定為終止針對記者犯罪不受懲罰現象國際日,力求以此引發全球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而我所屬的記者保護委員會也通過發佈年度全球犯罪不受懲罰指數來支援這一努力,該指數顯示出墨西哥、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等民主國家一直都未能對殺害記者的人定罪。
記者們都知道民主和新聞自由是相互依存的,當他們沉默時,貪污,勒索和破壞環境犯罪就會增加。而在許多人奮起抗爭之時,他們也可以得到一些援手。
打擊犯罪不罰現象的最有成效的手段之一是制裁。自2016年以來,美國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案》授權美國總統對那些涉嫌嚴重侵犯人權的外國人實施簽證禁令、凍結其資產。2017年10月加拿大頒佈自己的馬格尼茨基法,而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和英國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
但頒佈法律與應用法律之間還存在一段差距。除了施加於2004年在莫斯科謀殺《富比士》(Forbes)雜誌編輯克萊布尼科夫(Paul Klebnikov)的幾個人身上外,馬格尼茨基式法律尚未廣泛用於保護記者。致力於維護民主的各國政府應該毫不猶豫地使用手中的工具,來保護冒著生命危險捍衛言論自由的人。歐洲各國政府尤其有責任去確保維護國家,以及歐盟層面的承諾。
新聞自由組織也可以採取更多措施結束犯罪不罰現象。例如在墨西哥,記者保護委員會就與記者和相關宣導團體共同遊說,該國政府對記者的攻擊視為是聯邦違法行為——並在調查涉嫌腐敗案件時繞過州一級執法機構。
聯邦政府的回應,是設立了關注反對言論自由犯罪特別檢察官辦公室(Special Prosecutor for Attention to Crimes Against Freedom of Expression ,FEADLE)這個機構。
儘管如此,檢察官辦公室缺乏運作資金的狀況仍可能抹殺其微弱的作用。新當選總統奧夫拉多爾(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即將上任的政府可以去解決犯罪不罰的問題,但前提是要給檢察官辦公室撥付充足的資源。
而在各國政府猶豫不決之時,記者們正以最好的方式為自己辯護:他們的記者專業。對加利西亞(Caruana Galizia)、庫奇亞克之死的集體反應說明了這一點。兩人都是國際調查網路的成員,如今這些團體正在追蹤線索並完成因謀殺而中斷的報導。這也對那些潛在刺殺者傳達了一個簡單、直接的訊息:「你能殺死記者,卻不能殺死這篇新聞」。
(原標題為《Stop Killing the Messenge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