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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倩

• 中國經濟學家

下一次經濟危機比你想像的還要近。但我們更應該擔心的是：在當前的社會、政治和科技大環境下，一場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再加上收入不平等的新高點，很可能升級為全球性的大型軍事衝突。

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讓多國政府幾近破產，並引發了系統性崩潰。政策制定者們動用了包括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和近零（甚至負）利率在內的大規模貨幣刺激措施，才成功將全球經濟從懸崖邊拉了回來。

重回經濟大蕭條時期

但是貨幣刺激就像心臟停跳後注射的腎上腺素一樣；它可以使心臟重新起跳，患者重新甦醒，卻不能治療病態的心臟本身。治療病態經濟需要進行一系列涵蓋從金融、勞動力市場、稅收制度、生育模式以及教育政策等各方面的結構性改革。

政治家們要推行改革的侈言完全沒能轉化成改革本身，相反地他們卻專注忙碌於政治本身。

從義大利到德國，目前花費在組建和維持政府上的時間似乎比實際治理的時間還要久。再如希臘一再向國際債權人借錢（勉強）維持，卻沒有真正動手改革養老金體系或改善商業環境。

結構性改革的缺乏意味著，各國央行向國內經濟體注入破紀錄規模的過剩流動性並沒有發揮最佳效用。相反，超量貨幣卻將全球資產價格推升到甚至高於2008年危機前的水準。

在美國，根據房地產網站Zillow的資料，現今的房價已比2006年房地產泡沫高峰期還要高出8％。專業衡量股票市場價格是否處於合理範圍的週期調整市盈率資料CAPE，現在也高於2008年危機前，甚至高於1929年「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初期的水準。

特效藥已無藥效

伴隨著貨幣緊縮政策暴露出實體經濟的脆弱性，資產價格泡沫的崩潰將引發另一場經濟危機，不幸的是，這次危機可能比上次更為嚴重，因為我們已對手中最強有力的宏觀經濟特效藥產生了抗藥性。

過去十年來以超低利率和非常規貨幣政策形式呈現的常期使用的腎上腺素注射，讓我們的特效藥嚴重喪失了原有強有力穩定和刺激經濟的能力。

以史為鑒，這種錯誤引發的後果可能會遠遠超出經濟範疇。哈佛大學教授佛里曼（Benjamin Friedman）的研究表明， 長期性經濟增長不如人意的時期，似乎也是公眾對少數群體和其他國家感到憤怒和無法容忍的時期，緊跟其後的可能就是各種動盪、恐怖主義、甚至戰爭。

例如在大蕭條時期，美國前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簽署了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意圖保護美國工人和農民免受外國競爭。法案實施5年後，全球貿易額減少了2/3，不到10年內，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當然，二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都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沒有什麼標準路徑會導向戰爭。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在引發衝突方面有重要催化作用。

不平等引發衝突

根據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研究，收入不平等的高點通常會伴隨一場嚴重的危機，收入不平等水準隨後會降低，然後會再次上升，直至到達一個新高峰，以及一場新災難。

雖然由於樣本點數量有限，收入不平等和世界大戰或經濟危機間的因果關係還需要進一步證實，但我們對這種相關性絕不可掉以輕心，特別是目前全球財富和收入不平等都處於歷史最高峰之時。

這些問題再加上科技顛覆、史無前例的移民危機、對全球化的焦慮、政治兩極分化以及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等，諸多引發社會動盪和外交緊張局勢的其他因素，更加令人擔憂。

這些問題既是以往政策失敗的症狀，同時也有可能成為未來危機的觸發點或是燎原的星星之火。

選民們有足夠的理由感到沮喪和失望，但他們持續支持的那些迎合情感情緒的民粹主義者們提供的解決方案並不明智，只會讓事情變得越來越糟。

例如，儘管全球化時代下各國有著前所未有的依存關係，「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卻屢遭邊緣化，包括川普治理的美國在內許多國家正各自在追求單邊的孤立主義道路上分道揚鑣（being eschewed）。

同時，敘利亞和葉門在遭受著代理人戰爭的殘忍蹂躪。

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

在此背景下，我們必須認真考量下一次經濟危機可能導致大規模軍事對抗的可能性。

按照政治學家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理論，任何預測都不是自我實現的，預測能否實現依賴於人們如何作出反應。

在現有情況下，全球政策制定者們需要即刻推動長久以來承諾的結構性改革，同時用理智且相互尊重的全球對話來取代指責與敵對，否則屆時將是一場全球性大亂等著我們。

（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From Economic Crisis to World War III》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