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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斯曼

●1956年生

●曾任委內瑞拉計劃部部長（1992年-1993年）

●現職為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主任

假設有兩個人對一個政策問題持有不同意見。那麼是否有可能去認定一個是對的，另一個是錯的，還是說雙方只是有各自不同的偏好？歸根結底，奇怪的偏好和錯誤究竟有什麼區別？

偏好是一個人選擇何種選項去實現其預期目標，而錯誤是一個人基於自身對世界運作方式的錯誤理解所做出的選擇，因此得到的也不是其所期望的結果。不幸的是，從錯誤中學習往往代價巨大。它也可能是不確定的，因為總有可能將錯誤的不良後果歸咎於其他因素。

大砍公務員薪資　墨國總統欲達「收入平等」目標

對此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剛贏得墨西哥總統大選的奧夫拉多爾（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降低包括自己在內的高層公務員薪俸，將其限制在每月不高於5707美元水準的決定。當此決定在7月宣佈時許多人歡呼雀躍，因為這顯示出奧夫拉多爾致力於實現財政緊縮、收入平等目標的決心。

但這個看似明確的偏好將最終被證明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不幸的是，奧夫拉多爾只會在幾年後才發現，而那時對墨西哥造成的損害已極大了。

干擾市場價格以實現公平——這一想法可以追溯到歐洲中世紀經院派神學家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甚至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或許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經濟政策之一。許多國家的政府都會定期將價格——特別是能源，外匯或信貸——人為壓低到一個低水準，並不出意料地引發投資不足和短缺。在此委內瑞拉就是一個產生了戲劇性後果的極端案例。那麼限定公共部門工資會否成為這種做法的另一個例子？

而答案更為複雜微妙。一般而言，政府向員工支付的薪酬明顯高於私營企業，因為教育、醫療，司法和行政等政府服務平均而言都屬於更加技能密集型工作。因此政府雇員的受教育水準明顯較高——平均而言，墨西哥公務員的受教育時間要多出4年。

但是即便排除了這一因素，安第斯發展公司-拉丁美洲開發銀行（CAF Development Bank of Latin America）的一項研究表明拉丁美洲公共部門的平均工資依然較高。在墨西哥，2012年政府雇員的工資要比私營部門工資高出約13.5％。

薪資不平等狀況　公部門低於民營企業

同一項研究還顯示出，與民營企業相比，公共部門的薪資不平等狀況要低很多。這意味著雖然公共部門的薪酬中位數高於民營企業，但情況在薪酬水準最高那一端卻出現了逆轉。墨西哥的情況並非如此，該國的公共部門薪資溢價降至零，但尚未變為負數，而如今奧夫拉多爾則想加入該南美洲其他國家的行列。

一般來說，奧夫拉多爾即將引入的壓縮性工資結構意味著公共部門低端工作變成人人爭搶的目標，因為這些工作提供更高的工資、更短的工時、更好的福利（如養老金和醫療保險）以及更高的穩定性。這些工作的人員輪換率往往非常低，而各政黨總是想方設法把這樣的工作安排給的支持者。

相較下，政府在高端工作上往往難以——甚至經常無力——吸引和留住人才。因此，政府機構從未發展出有效履行其職能所需的深厚知識、能力。而擁有獨立薪酬體系的中央銀行往往被證明是這一規則的例外。

企業提高薪資　跟政府搶高技能人才

為了應對客戶國家這種能力不足的狀況，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多邊發展機構經常設立由高薪顧問經營的專案管理單位，並在專案完成時將其解散。但這些變通辦法並不理想，因為它們並未發展出長期的機構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墨西哥是一個例外，因為它支付的工資使政府能夠吸引和留住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官僚。

像奧夫拉多爾這樣的政治家應該自問，為何那些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認為自己無法透過節省高級管理人員的薪資以提高自身的盈利。當企業希望招聘高技能人才時，他們就會提高薪資，使得公共部門的員工人數減少。

很顯然的，有許多年輕人會出於服務大眾的理想主義承諾，以及學習機會想要為政府工作。但是當公共部門的薪資水準被壓低時，這些人通常只會在結婚前那幾年堅守崗位，自然也不會終生留在政府，而後者卻是往往許多複雜的公共部門機構所需要的。

墨西哥公務員不願被減薪　連忙出走、提前退休

這會是一個問題嗎？好的政府會正當地要求大企業和富人支付合理的稅收份額。它們希望企業不要濫用市場力量，污染環境或出售不安全的產品。它們希望保護人們免受犯罪團夥的侵害。它們希望貨幣穩定，金融機構安全，人們的存款得到保障，不必動用納稅人的錢去拯救銀行。它們需要精心構思和搭建的公共專案，同時保護預算免受機會主義或腐敗供應商侵害的採購流程。它們希望有效地分配石油和採礦特許權，並最大限度地提高政府收入。

試圖在支付低於市場薪資的同時完成這些有價值的任務相當於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因為稅務人員、監管機構、檢察官都需要足夠的資源來完成手中艱難的任務。

奧夫拉多爾降低公務員工資決定已經導致許多高級官員開始四處尋找工作。那些有權提前退休的人也趕緊退休，而不是等著奧夫拉多爾來減他們的工資。奧夫拉多爾所屬政黨的許多成員都會為此感到高興，因為又能騰出空缺來安插支持者。但是，這些好處將以國家能力的削弱為代價，而這麼一個國家也不太能夠實現奧夫拉多爾最為珍視的目標。

試圖透過強制性壓縮工資來實現更大範圍的平等不僅是種奇怪的偏好，更是一個錯誤。它將使一個國家日漸失去打造更公正社會的能力。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How Not to Fight Income Inequality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