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史朵恩

 

• 國際新聞安全機構（INSI）所長

新聞學教室中也許大部分是女性，但全球媒體目前仍由男性主宰，他們佔據了大部分管理崗位，報導更多新聞，也更常代表專業聲音發聲。這一失衡現象反映在新聞編輯室所「生產（produce）」的內容中，用於講述女性故事的紙媒文字和廣播聲音都更少。

這同時也反映在行業文化中，女性更容易受到性騷擾和侵犯的影響。　

聯繫緊密的網路

在媒體行業，構建關係十分重要，尤其是排除萬難報導極端或恐怖事件的記者們更加渴望聯繫，因此，同事和搭檔間很容易形成緊密網路。當這些關係變壞，或者更糟糕地，當它們變成非自願或基於強迫時，問題就會產生，比如上司要求和下屬發生性關係時。

當然，不同國家對於侵犯或不恰當行為的定義大相徑庭。

但據國際新聞安全機構（INSI）和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IWMF）一項2014年的共同研究，就全球而言，近半的女記者報告經歷過與工作相關的性騷擾。2/3的女記者報告她們曾面臨過「恐嚇，威脅或暴力（intimidation, threats, or abuse）」，這些行為大多來自上司、主管或同事。

但施害者通常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在INSI/IWMF的研究中報告曾經歷過性騷擾的受訪者中，有近3/5指稱曾向雇主報告過情況。但最常見的結果是遭受暴力的女性承受負面後果：名聲敗壞，職業生涯受阻，更別提身心傷害。

惡行男性繼續居高位

因此，有過侵犯行為史的男性繼續穩坐全球媒體行業高位，但遭傾害的女記者則被被迫離開媒體業的邊緣。在一項IWMF和Troll Busters進行的最新調查中，1/3受訪者說她們考慮離開新聞業；剛開始職業生涯初期的新人因為受威脅和攻擊（包括人身攻擊和網路攻擊）考慮換行的可能性則高出一倍。

儘管面臨著這些障礙，但更多的女性正在攀升到全球媒體行業的更高職位，雖然速度相對較慢。數位新聞行業的傳統不平等性較傳統媒體更低，獲得領導職位的女性數量增長得更快。

不過部分較新的新聞媒體的「麻吉（bro）」文化卻給女性帶來了新的性騷擾風險。

與此同時，在美國，2017年有部分位居要津的男記者因遭控對女同事進行不當行為而丟掉了飯碗。這些指控是廣泛的「#MeToo」運動的一部分。

但總體而言，不管是辦公室還是外勤，新聞媒體仍然沒有正視女記者所面臨的職場威脅。新聞媒體會就外勤記者的風險評估和部署進行討論，但跑外勤的女性尤其容易受到來自男同事、線人或陌生人指使事與願違的工作，他們幾乎不會考慮女性所面臨的特殊威脅，至少不會充分細緻地考慮。

部分原因也許在於，對主要新聞群組織而言，這些評估通常是根據安全顧問的意見進行的，而這些安全顧問卻往往是男性退伍軍人，未必能充分理解女性所面臨的特殊風險。

受害人反被檢討

有時，安全顧問也是性騷擾的施害者，據悉部分女記者曾遭安全顧問性騷擾，這些騷擾所發生的地點可能造成重大安全隱患。

雪上加霜的是，在出外勤時遭到攻擊的駐外女記者，常常會發現自己反倒成為「是否該讓女性負責報導某些新聞」的爭論核心，但男記者永遠不會成為這些爭論的對象。

這一「大男人短視（macho myopia）」傾向強化了影響媒體的失衡，也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成本。《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指出，當性騷擾不斷或被掩蓋時，「我們都要付出代價（we all pay the price）」

性騷擾阻撓女性在業內獲得晉升或迫使她們換工作，拖累了她們的薪酬潛力，也讓社會損失了這些人才。

事實上，不同性別、種族和背景的所有記者，能以不同的方式體驗不同的環境，包括他們所面臨的風險和能夠獲得的獎勵。對報導的評估都必須考慮到這一細節，管理者要為任務遴選最佳記者，更重要的必須提供需要的支援以確保證所有記者安全。

管理者的領導作用

要改變讓女性飽受騷擾和其他形式的暴力的組織文化，新聞組織的管理階層必須發揮領導作用，這既是道德義務，也是法律和經濟當務之急。

變化不會一夜發生，也不會由某個人以一己之力推動，管理階層必須傾聽女性下屬的聲音，吸收多樣化的視角推動有效的改變。

目標不是愛惜年輕人或憐香惜玉，而是糾正媒體行業無法保護最脆弱員工的窘境，當這方面的失敗繼續阻撓女記者充分實現潛力時，付出代價的是我們所有人。

（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Media’s #MeToo Proble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