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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聯濤

 ●曾任香港證監會主席

 ●現為北京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兼職教授

 

肖耿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正重新恢復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霸主地位，無論是在農業、工業、國防或是科學等領域的現代化都取得實質進展。但仍有4大陷阱等在前方。

離「高所得經濟體」標準遙遠

首先是中產階級的陷阱。因為中國每人年均所得約為9千美元左右，仍遠低於世界銀行（World Bank）定義1萬2千至1萬3千美元的「高所得經濟體」門檻。在過往去50年之中，只有少數國家實現這個階級大躍進。

一個主要原因是，達到門檻需要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制度，界定每個人的權利和義務，促進市場交換（market exchange）和非市場互動（non-market interactions），並要落實公平貿易爭端解決機制。雖然中國40年來一直致力於制度化的發展，但未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二，中國可能落入所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當一個既定的權力擔心崛起中的大國威脅地位，就免不了發生戰爭；也就是修昔底德時代的斯巴達與現當代美國，提防著當時的雅典和現在的中國。而隨著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明確表達，瞄準中國減少貿易與技術的往來，戰爭似乎越可能發生。

要當全球霸主　需承擔公共財責任

第3個潛藏的圈套，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所說的「金德柏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二戰之後美國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畫正是由金德柏格所設計，他將1930年代國際秩序的崩潰歸咎於，美國未能提供國際社會公共財，無法在新地緣政治中，只美國作為世界主導力量的地位相匹配。奈伊認為，如果中國同樣無法承擔責任，可能導致世界局勢再度陷入混亂，尤其是美國退下全球領導地位之後。

最後一個是氣候變遷的陷阱。一般而言，高所得經濟體、特別是大國，資源消耗的比例過高。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對此議題發出嚴重警告之際，正處於中國經濟和影響力增長時期，但處理氣候問題已不是一個要或不要的選項。中國領導人必須支持國際合作計畫，並採取將環境現實狀況列入前瞻性政策。

中國集中決策模式是助力

避免落入這4個陷阱非常困難。中國尋求解決國內經濟不平等、處理與不穩定又實行孤立主義美國關係，以及與其他國家合力解決氣候挑戰的同時，中國領導人必須在複雜又相互矛盾的壓力之下，找到方向。

好消息是，中國的領導體制的特徵是，集中決策和分散實施並實驗，這已被證明非常適合在危機時期做出快速決策。過去40年中，中國模式比民主制度更實際和有效率。民主，常常因功能失調和兩極分化而陷入癱瘓。中國模式，成功引導中國取得達到高所得經濟體的4個決定性因素：人才、競爭、公共財和問責性，中國過去有效控制這4點。

軟實力、人才培育為關鍵　

中國忠於數千年的傳統文化，在選拔和培養行政和技術人才方面，投入大量資源。這對中國發展大型公共建設所需的強大國力至關重要，隨著中國面對上述4大陷阱的挑戰，挖掘和留住人才的能力是關鍵。

中國有效利用個人、公司、城市和各省官僚機構之間的競爭，確保所有相關利益者都為生產力和GDP成長做出貢獻。但是中國市場發展速度，超過現有監管框架，因此現在政策制定者必須堵住漏洞，包括貪腐、汙染、過度負債和產能過剩，也解決破壞公平競爭的弱點。

這是公共財另一方面的挑戰：雖然中國在提供硬體基本設施方面擁有豐富經驗，但是軟體卻有待加強，舉例來說，競爭規則、會計標準、稅收制度和監督規範仍需努力。除非有所改善，否則中國無法實現高經濟所得。

資源壟斷嚴重　缺乏問責體制

談到中國問責體制，並不完善且迂迴導致外界難以了解。中國領導人不是靠著贏得多數選票取得政權合法性，而是藉由經濟繁榮和實施改革取得進步成果。隨著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增強，國際壓力將成為另一個問責機制。

中國問責制面臨的挑戰，與領導人在追求成果時所做的權衡有關，特別是，壟斷情況愈加嚴重，網路平台如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以小額交易和低通訊成本的形式，提供社會利益，並抓穩市場佔有率，與補貼政策一起與小型利益團體創造租金壟斷。

不斷升級的市場集中度，不僅限於中國，但可能導致收入、財富和機會不平等的狀況惡化。因此，中國領導人將在未來幾10年內，大力解決資源壟斷問題。

中國改革40周年，已掌握邊做邊學的要領並以動態市場，作為自由價格機制的解決之道。中國大膽進行實驗，例如建立經濟特區，且已逐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未來面對擺在眼前的陷阱，需要帶著這些經驗免於讓自己落入圈套。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hina’s Four Trap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