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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瑞克

•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40年前的12月，中國領導人帶領中國走上了改革之路，實現了歷史上最壯觀的經濟大轉型。

1976年毛澤東去世，恢復名譽的鄧小平成為他的繼任者，並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了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計畫，此後40年，中國轉變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這也預示著它在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事務上的舉足輕重。

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中國的改革始於農業，國家控制的沉重負擔獲得釋放，透過雙軌制價格機制，農民獲得了市場激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農民對自己工作的土地擁有更大的控制權，農民不但響應熱烈，效率和產出也應聲提高。

隨後，改革擴大和深入到其他領域。

中國鄉鎮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提高了非農生產激勵，同時隨著改革擴大到城市，國營企業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政府鼓勵表現出企業家精神，各省和地方也獲得了投資和刺激經濟增長的激勵，20世紀90年代，「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的成長讓中國決定性地融入到世界經濟中。

這些改革的一般作用是提高了經濟的市場導向和外部開放，但是，儘管中國的國際貿易和私人投資份額有所增長，國營企業份額相對來說穩步下降，當局仍然牢固地控制著經濟，各種產業政策推動了經濟重組和多樣化，外國投資者需要與本地企業成立合資公司，並增加本地投入品的使用，匯率及國際金流仍處於基本管制的狀態。

對於所有措施，中國領導層沒有依照任何指南，而是堅決地按照自己的節奏。

改革不是根據共產主義信條，也不是根據自由市場教義，若高層決策者有個遵循的最高原則，也許可以稱為「務實的經驗主義（pragmatic experimentalism）」，體現在鄧小平的名言，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國家干預的兩面刃

考慮到中國經驗的特殊性，對其中的教訓存有相當大的爭論，不足為奇。在西方很多人看來，中國證明了依靠市場和經濟自由化所帶來的好處，但是，若把現今中國比作一個經濟籃子，那麼同樣的一批專家，很快會將中國的經濟失敗歸咎於持續不斷的國家干預。

對其他人來說，中國證明了國家領導模式的內在優勢。但許多同樣的政策，如價格雙軌制和國產率要求，在其他環境下卻經歷了失敗。

這些相反的角度具有調和作用，中國並沒有嚴重偏離主流經濟學，因此可以成為在複雜的政治和經濟領域創造性運用主流經濟學的顯著例子。價格雙軌制提供了邊際的市場激勵，同時又不影響財政收入。

鄉鎮企業刺激了民營企業家精神，即使產權制度缺失制約了執行成效，經濟特區也刺激了出口和外來投資，沒有影響受保護的國營企業就業情況。產業政策讓新興產業能實現學習「溢出效應（spillovers）」內部化。

經濟發展未帶來政治自由

簡言之，中國代表了務實經濟學的勝利，次優策略、市場失靈、一般均衡和政治經濟學壓過了簡單化的「經濟學原理（Econ 101）」。

但是，對中國模式的最大考驗可能尚未到來。

在中國的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地位從未受到質疑，但外部觀察者認為，不斷的經濟發展終將帶來政治自由化，相反的，在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反而果斷地朝著更加極權的方向前進，這對數億中國人來說是個壞消息，他們的政治自由面臨更加嚴格的限制。

政治壓迫對經濟來說可能也是壞消息，至少有兩個原因。

首先，言論自由能為可能失敗的政策提供預警機制，讓施政當局在造成危害前改弦易轍，其次，政治競爭提供了表達反對意見的制度性管道，不會讓反對意見溢出到街頭，引發社會混亂。

野心勃勃的實驗

中國領導人似乎認為能避免這兩個問題，他們相信自己足夠「接地氣（have their ears sufficiently to the ground）」，可以對一切發酵中的不滿做出反應。同時，他們希望能夠透過「人臉辨識（facial recognition）」和其他新技術實現社會控制，目前，他們正在大量部署這些技術。

社會科學家的傳統智慧認為，發達的經濟和成長的中產階級只有透過更大的政治自由和競爭才能實現，中國政治精英對此表示懷疑，其來有自，因為當他們放眼今天的西方世界時，看到的是民粹主義、妖言惑眾、深度分裂，而不是和諧、包容的社會。

中國試圖實現經濟高成長、技術先進經濟與強力極權主義的結合，這或許也是他們迄今最野心勃勃的實驗。

（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hina’s Boldest Experimen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