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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Minxin Pei）

 

● 華裔美國政治學家，專長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

● 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

● 著有《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的潰敗》（China’s Crony Capitalism）

冷戰結束以來，西方投入了大量資源引導中國的政治自由化，包括促進法治、公民社會、透明度和政府問責（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的各種計畫。

結果令人失望，中國並沒有變得更加民主，最近反而更往強硬極權主義倒退，如今，它正投入資源將一極權主義引入西方民主國家。

中國的影響力

中國在西方兜售影響力（influence-peddling）已成為媒體報導和智庫研究的主題，並且引起了高層政客的關注，如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和澳洲總理特恩布林 （ Malcolm Turnbull）。他們認為，中國的「影響力操作」包括培養與西方政客的關係、在全世界設立「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s ）」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化、擴大中國官方宣傳網路的全球推送，以及捐贈學術機構和交換計畫等。

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應該如何面對一個按照自己的戰略計畫行動、利用它們的開放性推動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目標的中國？

首先，西方領導人和機構應區分國家贊助活動和公民實體間，合法互利的文化、民間和教育交流。

平心而論，中國共產黨擅長「統一戰線（United Front）」注重如何化解中國內外的統治反抗者，這通常需要依賴私人公民來實現。私人行動者也必須對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以取悅中國。

結果，即使是表面上獨立或私人的行為，也會給西方組織帶來政治和名譽風險，更有可能被指控成中國「影響力的代理人（agents of influence）」。

但這並不意味著西方國家應完全拒絕與中國合作的機會。

這樣做不但會導致西方組織和個人錯失無價的機會，還會增強中國對於資訊流、民意、改寫流行敘事的操控能力。

避免西方反應過度

因此，西方固然必須保持警覺，但也必須避免反應過度。

中國國有企業對（例如）西方學術和文化機構的捐助必須謹慎對待，甚至嚴詞拒絕，因為這可能影響到受贈方的名譽甚或限制自由，但來自中國富豪商人的饋贈則應該受到歡迎，只要它一切透明，不包含有害於受贈方的條件。

事實上，「透明度（transparency）」是保護西方民主程序免受中國影響力操作破壞的最強大的機制。例如，要求公開政客、政黨、公民和學術機構的捐贈來源和條件，以及媒體資產的所有權股份，就能讓中國政府難以透過表面的私人代表行使影響力，堅持面對中國的共同行為準則，也有助於確保一切交易、合作能夠堅守民主價值觀。

堅守民主價值觀也意味著西方政府必須謹慎地避免另一種反應過度：太針對境內社會中的華裔。

中國向來有透過僑民獲得經濟和政治好處的傳統，部分西方人很容易懷疑一切華裔人民，導致他們飽受歧視，甚至遭到監控。

放任華裔人民遭到憎惡、恫嚇或因為行使公民和政治權利而受罰，非常不公，充其量，他們僅是為了政治捐獻或相關事務（包括與中國相關的事務）發聲而已，尤其當西方宣稱要發展捍衛民主價值觀軟實力，抵禦中國影響力操作的最有效防衛之際，如此對待華裔在戰略上將適得其反。

攻擊中國適得其反

西方政治機制得益於無與倫比的韌性（unparalleled resilience），韌性源於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tic）價值觀的基礎，這很難被極權政體推翻，不論極權政體進行了多少文化交流，建立多少語言學校。

事實上，中國目前擴張海外影響力的行為值得關注的並非有多成功，而是過程中所顯現出來的「自在（ease）」，西方國家把這描述成世界民主國家的真正威脅時，不但透露出西方自身的不安全感，也同時為中國增添了更多名過其實的美譽。

（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o’s Afraid of China’s Influen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