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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瑞克

•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在右翼民粹主義復甦之際，左翼勢力相對衰弱，這反映了工會和勞工團體的式微，這兩者在歷史上曾是左派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骨幹。除此之外，左派意識形態40年來的消退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擾亂了社會和經濟局勢，客觀來說，右翼民粹主義者是此過程中的最大受益者。

例如，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巴西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這些政客之所以能夠握有大權，正是因為他們利用人民對於政治菁英日漸深化的敵意，並挑起潛在的本土主義情緒。

左派的解決方案有限

左翼團體和激進團體在這些行動中幾乎完全缺席。

左翼勢力相對衰弱，反映了工會和勞工團體的式微，這兩者在歷史上曾是左派和社會主義運動的骨幹。除此之外，左派意識形態的消退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左派政黨愈發依賴教育程度高的菁英，而非工人階級，他們的政策理念也趨向金融、企業利益靠攏。

正因如此，主流左派政黨提出的解決方案非常有限：增加教育預算、改善社會福利政策、更激進的改革稅制，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左派的方案僅僅美化了當前的制度，並沒有深入經濟、社會、政治不平等的本源。

「稅收與移轉政策（tax-and-transfer policies）」的效果有限，這已漸漸成為共識。社會保險和稅制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在美國尤其如此。但是還需要更根本的改革，才能協助普通勞工和家庭在各個層面獲得公平的機會。這些層面包括產品、勞動、金融市場、科技政策與政治規則。

經濟生產整合

僅透過財富再分配，無論是平衡富人與窮人間的差距，或是平衡經濟體中生產力不同的部門，都無法達成共榮的目標。反之，應該將技術能力較低的勞工、小型企業、落後的產業，都與經濟體中的佼佼者徹底結合。

換句話說，我們應首先進行國內經濟的「生產整合（productive reintegration）」。大型且多產的公司應肩負重任，因為他們的興盛有賴於國家政府與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財，包括各種法令、智慧財產的保障、公共建設、技術與研發的公共投資。

因此，這些大公司必須嘉惠地方社群、供應商、勞動力，而且並不是將之視為社會責任，而是公司的主要任務。

早期，各國政府投入農業推廣，教導小農新的技能。近年來，W.E.普強就業研究所（W.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的資深經濟學者巴提克（Timothy Bartik）提出「製造推廣服務（manufacturing extension services）」，這和農業推廣有類似的使命，只是將領域延伸至生產性服務業。

這個概念希望政府單位和企業合作，鼓勵企業將先端科技和製造技術推廣至經濟體中的其他領域。現在已經有許多類似的倡議，可供這些政府單位參考。

自動化與人工智慧

第二項公共行動的領域涉及科技發展的方向。勞動力往往遭自動化和人工智慧這類的新科技所取代，低技術勞工首當其衝。但是這個情況在未來可以轉變。資本補助等政策會讓機器取代勞工的情形更加嚴重，但是也有部分科技，能夠為低技術勞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政府應該透過政策鼓勵應用這些科技。

已故的經濟學家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在著作《扭轉貧富不均（Inequality）》中，質疑政府支持自動駕駛汽車的做法，認為政府並未考慮計程車司機和貨車駕駛可能受到的衝擊。

近年來，艾塞默魯（Daron Acemoğlu）、科里内克（Anton Korinek）、雷斯特雷珀（Pascual Restrepo）等人均在著作中提及，人工智慧能夠透過新型態的配置來增加勞工需求。舉例來說，人工智慧可以讓一般勞工從事以前過於困難的工作。但是若想朝此方向發展，各國政府必須投注心血，重新審視創新政策，並鼓勵私人機構共同參與。

勞動市場與金融體制

勞動市場也要重新取得平衡。

工會和勞工保護式微，削弱了傳統上與企業抗衡的勢力。近期的研究顯示，業主在與雇員協商時持有大量籌碼，得以打壓薪資與勞動條件。為了要消除這種趨勢，需要制定一系列支持勞工的政策，包括鼓勵組織工會、提高最低薪資，並制定適當的規範保障「零工經濟（gig economy）」中的勞工。

金融體制也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

多數已開發經濟體的金融部門都過於龐大，長久以來威脅經濟穩定，卻沒有加碼投資生產活動以帶來相應的效益。

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家阿迪瑪特（Anat Admati）及其他學者認為，銀行應該至少要提升「資本要求（capital requirements）」，並更加嚴密的審查內部規範。眾多金融機構安然挺過2008年金融危機，這充分說明它們握有強大政治力量。

是否繼續美化體制？

金融規範有許多缺漏，由此可見，經濟改革固然重要，但還需要其他措施配套，讓政治參與更加平等。

美國的許多政策都讓普通勞工身處劣勢：選舉辦在平日而非假日、選民登記制度的限制、「選區劃界不公（gerrymandering）」，以及眾多其他的選舉規範等。此外，競選財務規範賦予大企業和富人過多的權力影響立法。

2年內，美國將再次舉行總統大選，民主黨屆時會面臨嚴峻的考驗。同時，黨內也要做出決定：是否要繼續美化不公允的經濟體制？或者要拿出勇氣，從根本解決制度中的不平等？

（翻譯：劉子瑄，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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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Left’s Choi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