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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

●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放眼全世界，各地的民粹浪潮及威權主義無不是越演越烈，許多人也因此談起了「反抗」（resistance）這回事，其中尤以美國為最。

不過真要說起來，「反抗」所涵蓋的意義實在廣泛，上至冒生命危險在二戰期間暗中破壞納粹勢力，下至支持反對黨的候選人，都算得上某種形式的反抗。

當然，若有人想盡可能跟越多民眾宣揚這項概念，此種模糊曖昧的詮釋空間確實頗有幫助，但也不免讓人思考「那麼我們該如何達到具體目標」時，難以聚焦討論。

出自良心、非暴力

有鑑於此，其實與其說「反抗」，更準確也是現在較少人提及的用詞或許是所謂的「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學理上而言，公民不服從應是對抗民粹份子的有效武器，只是實際演練起來，卻有兩大艱鉅挑戰。

第一，多數人其實誤解了公民不服從的內涵。第二，媒體圈的生態變化，讓廣大且多元的受眾更難接收、去理解公民不服從的概念。

1990年初，美國知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為公民不服從下了頗為經典的定義。簡言之，即是「（此舉）雖是公然違法，但卻是出自良心且以非暴力的方式實行，目的旨在說服其他公民某項法律並不公正，因此需要有所改正」。另外，在羅爾斯的構想之中，實行公民不服從的人，也應做好遭受逮捕或懲處的準備。

時至今日，即便抗議人群並未違反任何法律，仍常被批評是「不文明」或「分化（其實早就很是分裂的）社會」。

行為仍屬違法範圍

舉例來說，美國舉行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諾（Brett Kavanaugh）的聽證會時，民眾出席抗議，但最後反倒被喚作「一群暴民」，而就連自由派的陣營之中，都有人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過於激進。

另外，2018年因為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日益專制跋扈，導致首都布達佩斯爆發大規模抗議，這些抗議民眾也被人稱為「自由派無政府主義者」（liberal anarchist），認為他們的意見根本不值一哂。

從上述幾個案例看來，「公民不服從」這個概念中的「公民」（civil），往往會跟「禮貌」（civility）一詞混用，但兩者其實並不一樣。

對羅爾斯而言，即使採行公民不服從之舉，任何違法行為仍應「服膺效忠於法律限制」（within the limits of fidelity to the law）。

這點其實也呼應了金恩牧師（Martin Luther King）的論調，也就是親身實踐公民不服從的人民，雖然表面上是違反了法律，但實際上卻是「向法律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他們一方面點出法律中的不正義之處，但也沒有因此關上了未來與其他公民合作的大門。

有鑑於此，金恩牧師相信「人民若要違反不義之法，必須以公開、帶有情意......的方式實行，並且情願擔下事後懲處」。

強硬的非暴力抗爭

儘管如此，這並不表示公民不服從就非溫良恭儉讓不可。

舉例而言，我們現在認識1950及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時，聽到多半都是有所刪減且流於感性的說法，好像這些運動者只是疾呼「自由」及「平等」這種至高無上的美國理念，就讓運動大舉成功似的。

但實際上來說，尋找機會跟警察及白人至上主義者爆發對抗，也是當時抗議策略的一環。

原因是這些衝突會產生「白人很暴力」的意象，並至少讓某些白人反省自己無條件為《黑人歧視法》（Jim Crow laws，又稱《吉姆．克勞法》）辯護時，是否當真是守護「法治」。

社會科學家錢諾葳（Erica Chenoweth）及史黛芬（Maria J. Stephan）近來也探討過去百餘年的抗議運動，結果發現若抗議者要達成預期目標，「強硬但非暴力的對抗」比起其他「暴力的替代方案」來得有效，成功率整整多上一倍。

根據她們的資料，只要總人口數的3.5%比例願意持續參與運動，便足以在政治上帶來重大改變。

媒體形塑是關鍵

不過回顧美國的民權運動史，我們所身處的這一世紀仍有截然不同的問題。不管是羅爾斯、金恩牧師，還是其他支持公民不服從的人士，他們都認為自己追求正義理念的訊息，得以完整傳遞給多數公民知道。

然而今日的情況有所不同，許多國家的公領域可說是分裂不已，人們只以黨派為依歸，其餘通通不管。金恩牧師所謂的「全國與論」（national opinion）概念，如今也因此聽來荒謬不已。

最近也有3位哈佛學者發表極具突破的研究，指出美國已成了極度孤立的「右翼媒體生態圈」（right-wing media ecosystem），所謂「新聞」只要一推出來，便會立即遭到重塑，進一步強化右傾群體的身分認同。

換作是匈牙利這種半專制的政權，媒體更是全為親政府的人士掌握。

有鑑於此，絕大多數的人若想訴諸羅爾斯的「公眾的正義感」（public sense of justice），最終只會淪落到遭人忽略、嚴重扭曲，或是噤聲的處境。

因此，想要實踐公民不服從的人，不應陷入要「禮貌」及「受人尊敬」的陷阱。

媒體仍是最佳工具

前陣子，奧國反對派的政治人物為了阻擋議事進程，除了佔領了國會講台，甚至當面抨擊、質問奧爾班本人。他們因此被安加上了「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但其實這些人不過是想點出一項事實，那就是奧國國會已不再是正當立法且具有代表性的機構了。

即便如此，志向遠大的不服從者仍須意識到公領域是愈發分化及敗壞，並且設法因應挑戰。

有時，他們可能得直接上街或走進市場與其他公民對話，甚至是挨家挨戶爭取民眾支持。其他時候，甚至可能得直播自己履行公民不服從的畫面，寄望會有夠多人在社群媒體上，見識到專制統治者是如何暴力鎮壓人民。

當然也有時候，這些人必須推動根本結構上的改變，譬如恢復「公平原則」（Fairness Doctrine），用於管制美國的廣播電視等等。

總歸而言，雖然眼下的媒體生態讓公民不服從有些失效，但綜觀一切民主的「反抗」方式，這無疑仍是效果絕倫的手段。

（翻譯：吳侑達，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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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Reviving Civil Disobedien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