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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蘇

 

●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 康乃爾大學經濟學教授

2月稍早，美國財政部高級官員馬爾普（David Malpass）受提名擔任世界銀行行長（World Bank president）一職。

這項消息令人感到寬慰，畢竟馬爾普是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選擇，川普一向以撤回個性極端和能力不合格的求職者聞名。但這並不意味著馬爾普是這項職位的理想人選。

華盛頓共識非共識

事實上，雖然情況可能更糟，但馬爾普受到提名明顯令人感到失望。一方面，他對多方機構的心思甚深；另一方面，他是川普的忠誠擁護者，經常強調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特別是美國自身的經濟成長。

更重要的是，馬爾普立場屬保守派，但世界銀行不是。

可以肯定的是，世界銀行曾經是經濟正統觀的搖旗手，這反映在冷戰後的資產私有化和放鬆貿易管制這兩項政策組合中，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

這個機構編制了一套關於貿易、資本流動以及財政貨幣政策的保守規則，然後透過規則迫使世界各地的發展中經濟體一同遵守。

但是多年來，「華盛頓共識」遭到了抨擊，一些最令人無法辯駁的抨擊來自前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

其中，史迪格里茲指出，「華盛頓共識」根本不是一個共識，相反地，它是由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華盛頓特區「第15街至第19街間制定的一系列政策」。

斯德哥爾摩聲明

到目前為止，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IMF）和經濟學家已經擺脫了華盛頓共識。現在人們普遍意識到，制定有效的經濟政策需要對當地文化和思維方式抱持敏感度，除了減少貧困之外，還必須努力遏制社會上的不平等。

畢竟，扼殺窮人的聲音並給予富者過多政治影響力提高了社會不平等，也破壞了民主。

這對世界銀行尤為重要。

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對金融或經濟危機採取即刻回應，世界銀行則側重於持續改善並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如長期貧困、營養不良和地下水位的退縮。

這解釋了為什麼2016年發表《斯德哥爾摩聲明（Stockholm Statement）》的全球13位經濟學家中，就有4位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該聲明總結許多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觀點。

然而，在馬爾普的領導下，此一進展可能會被取消，世界銀行再次以經濟增長的口號為上。

馬爾普沒有理由或可能會堅持世界銀行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或鼓勵在制定政策時考慮當地的現實景況、包容性或公平的分配結果。他很難以適當的尊重或同理心對待世界上的窮人和貧窮國家。

始終由美國提名

世界銀行需要的不是單純忠於美國總統的人，而是忠於特定理想和想法的人。

而且，雖然從邁耶 (Eugene Meyer) 到金墉 (Jim Yong Kim)，世界銀行行長心中總有一位擁戴的美國總統，但事實卻並非表面單純。

在世界銀行，美國擁有最大的投票份額 (15.98％)，其次是日本 (6.89％)、中國(4.45％)、德國 (4.03％)、英國和法國（各佔3.78％）。因此，美國還需要說服另外9個或10個國家來支持其被提名人。

這十分容易。然而，從歷史上看，西歐國家一直支持美國候選人，而美國卻一直不願歐洲國家領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國家有責任重新思考這樣的安排，以確保這樣一個重要的全球機構負責人是只憑功績所選出。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 就十分識才，他指定了金墉。

金墉不僅不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其父親來自北韓），他在世界上一些最貧窮的地區也擁有積極參與發展的記錄。不幸的是，金墉並未做滿任期。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中國和印度也應該提出候選人；至於不考慮國籍的話，從奈及利亞的伊衞拉 (Ngozi Okonjo-Iweala) 到印度的拉詹 (Raghuram Rajan)，甚至不乏人選。

職位牽動世局

如果馬爾普最終得到這份工作，我們只能希望他與川普總統能支持全球價值和利益而非美國獨尊，優先考慮社會平等、減少貧困和看重可持續性發展，而不是短期增長，從而帶給我們驚喜。

畢竟，曾任越戰時期美國國防部長的麥納馬拉 (Robert McNamara) 也是在越戰時深入反思美國作為後，才從戰區回歸成為世界銀行（至今）最具進步思想的行長之一。

但這並不意味著馬爾普應該如此簡單就得到世界銀行行長一職，畢竟按當下局勢選擇人選去填補職缺空缺，這件事太重要了。

（翻譯：黃冠文，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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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Ending America’s World Bank Monopol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