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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

 

●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隨著委內瑞拉的危機加深，美國和其他地方的保守派正興高采烈地指責查維茲主義（Chavismo ）災難，警告社會主義所帶來的危機。

與此同時，隨著西班牙左翼「我們可以黨（Podemos party）」顯而易見的分裂，以及希臘極左翼聯盟自2015年逐漸失去人氣，甚至就連公正的觀察員也可能得出結論，那就是左翼民粹主義（populism）的「粉紅色浪潮（pink tide）」正在逐漸褪去。

重塑社會民主

這樣的評估將政治現象混為一談，而這些現象彼此間幾乎沒有關聯。

唯一一個聲稱代表民眾，同時宣佈非法反對所有21世紀社會主義的計畫，就是查維茲主義，而它確實威脅了民主政體。但，查維茲主義是某種特殊的左翼意識形態，它已經被嵌入到所有民粹主義分子所共同擁有的框架體系。

畢竟，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分子都把自己說成是代表同質、善良和勤勞民眾的唯一勢力。他們指責所有其它權力競爭者為腐敗分子，所有不支持他們的民眾為叛徒。

他們共同的政治特徵是反菁英主義（anti-elitist）和反多元主義（anti-pluralist）。

相較之下，所謂左翼民粹主義的其他現代形式，應當被理解為重塑社會民主的嘗試，上述努力在民主多元化的範圍內展開（儘管部分也令人擔憂地施加壓力，希臘左翼聯盟一直試圖破壞法院和自由媒體的獨立）。

在取得成功並遵守民主遊戲規則的領域鐘，他們為民眾提供了新選擇，從而使已經喪失的政治代表感在某種程度上得以恢復。

民粹主義填補左翼思想

針對上述黨派的不自覺反應一貫是將它們自動歸結為「反制度（anti-system）」力量，因此自然而然就有問題。

但這種偷懶的觀點讓問題倒退，發揮同樣作用的還有認定所有地方的民眾都在呼喚更為兩極分化和感性的政治。這些黨派和運動取得政治和選舉利益並非因為他們是民粹主義者，更不是因為他們想要破壞民主，而是因為他們「代表了明確的左翼勢力（ offer something decidedly leftist）。」　

今天最著名的民粹左翼主義思想家主要提出了兩大政治策略。

首先，政治理論家兼「我們可以黨」及「不屈法國黨（La France Insoumise）」顧問墨菲（Chantal Mouffe）在21世紀所提出，由民粹主義與右翼融合而成的「後民主（post-democratic）」，民粹主義正在填補傳統左翼衰落所留下的真空。

隨著西方社會民主派逐步採納第三道路中間路線（centrism，或稱「人性化的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 with a human face）」），民眾不再擁有真正的選擇權利，據墨菲觀察，各主流政黨之間更像是百事可樂（Pepsi）和可口可樂（Coke）間的區別。　

民眾無選擇的抗議

在墨菲看來，勒潘（Jean-Marie Le Pen）領導的法國右翼民粹主義是和奧地利海德爾（Jörg Haider）是「民眾對缺少選擇的一種抗議」。

法國社會學家埃里彭（Didier Eribon）感人至深的2009年回憶錄 《回到蘭斯（Returning to Reims）》出人意料地成為歐洲暢銷書，部分原因就是它完美地詮釋了墨菲和其他人所觀察到的趨勢。

儘管埃里彭母親曾支持共產黨，但她現在投票支持勒潘的極右翼國民聯盟（昔稱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作為對當今社會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抗議。　

但人們仍然可以在不認可第2個重要主張的前提下贊同民粹主義左翼分子的判斷：對現今代表危機的最佳反應是，將政治視為所有派別民眾和一小撮寡頭（la casta）群體間的衝突。

上述框架所隱含的理念是民眾（如同埃里彭母親）厭倦了與傳統左翼相關的一切事物，而且正在尋找新的方略。或者就像「我們可以黨」所指出的那樣，「如果你想把事情做好，就不要仿效左翼分子。」

歸咎於金融寡頭

歐元危機期間，民粹左翼分子制定了一項跨越傳統意識形態分歧的「橫向戰略（transversal strategy）」，並假設民眾希望將困境歸咎於「金融寡頭群體（a financial oligarchy）」。

上述想法製造出一種事實，而非名義上的左翼立場，不僅旨在吸引左翼分子，同時還要吸引右翼民粹政黨的支持勢力。他們希望這樣選民就可以停止將問題歸咎於移民，將金融資本主義視為真正的罪魁禍首。

無論對於金融資本主義的批評有多麼正確，今天的民粹左翼分子認為喚醒「人民」將會動員民眾，尤其是工人，被重新啟動的左翼語言是否合理？

縱使認定需要不止一兩次選舉才能在實證領域檢驗這個問題的正確性，民粹（或民族）主義方法迄今也未受到支援。

靠向民族主義

例如，在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中，不屈法國黨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放棄了典型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t）」，以階級為核心的論調並開始採納民眾的說辭。

集會中，三色旗（Tricolore）取代了紅旗；而國際歌（L’Internationale）也讓位於《馬賽曲（La Marseillaise）》。儘管梅朗雄的民調表現良好，並差點進入第二輪，但法國社會學家法桑（Éric Fassin）指梅朗雄只吸納了國民陣線約3%的選民。

梅朗雄絕非唯一認為「橫向戰略」需要朝民族主義轉向的歐洲左翼分子。德國左翼女領袖瓦根克內希特（Sahra Wagenknecht）已組織了一個運動，目的在團結各式左翼追隨者的同時，同時吸引極右翼德國新選擇黨的選民。

但迄今為止，她「站起來！（Stand Up!）」運動唯一的顯著特徵僅是反對「開放邊界（open borders）」。

上述策略很容易適得其反。

如果說它能發揮任何作用，似乎更有可能是因為接受移民政策基礎而強化右翼民粹主義的立場，同時疏遠贊成國際主義的左翼分子。

義大利的選舉結果似乎就是如此，由極右翼聯盟「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引導政府議程。

正如法桑所指出，左翼人士應當集中精力關注在外界影響下重新投票的非選民，而不是針對那些支持右翼民粹主義者；可能也是受到反對無法抑制的資本主義驅使的工人。後者尋求的是社會團結理想啟發下的政策，而非民族主義的復興。

社會民主混合體

左翼的成功在於就住房政策和金融監管等問題提供了明確的替代方案，而不在於它喚醒了「人民」（更甭提「民族」）。

這方面的實例包括英國工黨領袖柯賓（Jeremy Corbyn）、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與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民主黨初選同室操戈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桑德斯已宣佈在2020年再次參加總統選舉。　

這些人提出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種能夠吸引厭倦了百事可樂、可口可樂和其他所有新自由主義噪音的「社會民主混合體（a social-democratic brew）」。

（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at’s Left of the Populist Lef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