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魯法基斯
● 希臘前財政部長
● 希臘雅典大學經濟學教授
當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隨著1929年的股市崩盤襲捲而來之後,幾乎所有人都認同資本主義不穩定、不牢靠,並容易停滯不前。
然而,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這種看法又發生了變化。
資本主義的戰後復興(postwar revival),尤其是冷戰後全球化熱潮傾向對金融資本主義化,重新喚起了大眾對市場自我調節能力的信心。
當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10年中,這種動人的信念卻再次陷入破滅,因為資本主義的自然停滯傾向重演。種族主義權利的崛起、政治中心的分裂以及不斷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還僅僅是資本主義瘴氣的部分症狀而已。
均衡的資本主義經濟需要一個以現行(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實際利率為形式的魔法數字(magic number)。這是很神奇的,因為它必須一石二鳥,而且是兩隻非常不同的鳥,在兩片非常不同的天空中飛行。
首先,它必須平衡雇主對有薪勞動力的需求與現有的勞動力供給。其次,它必須平衡儲蓄和投資。如果現行的實際利率無法平衡勞動力市場,我們最終會失業、社會不穩定、浪費人的潛力和導致普遍貧困。如果它無法使投資達到儲蓄水平,通貨緊縮就會進入並反饋到更低的投資。
這需要極大的膽量才敢假設這個魔法數字存在,或是說即便它存在,我們也需要極大的膽量才敢相信集體努力可以使實際利率與其相近。自由市場營銷人員如何使自己相信存在單一的實際利率(比如說2%)會鼓勵投資者將所有現有儲蓄匯集到生產性投資中,並刺激雇主僱用希望以現行工資行價支薪工作的每個人?
對資本主義能產生這種魔法數字的信仰源於一個老生常談。
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喜歡說,如果一種商品不稀缺,那麼它沒有價值,其價格必須為零。因此,如果它的價格不為零,它必須是稀缺的;又因此,必須有一個特定價格,在該價格下,商品的任何單位都不會被賣空。
同樣,如果現行工資不為零,那麼所有能接受該工資、願意工作的人都會找到工作。
將相同的邏輯應用於儲蓄,要能夠為生產有價值小裝置的機器製造提供資金,就必須有足夠低的利率,有人可以利用所有可用的儲蓄來建造這些機器。根據定義,傅利曼得出結論,實際利率會幾乎自動降低到消除失業和超額儲蓄的神奇水準狀態。
但如果這是真的,那麼資本主義永遠不會停滯不前,除非政府干預或圖謀私利的工會造成這些奪目多樣的機器有所損壞。當然,基於三項原因,情況並非如此。
首先,魔法數字不存在;其次,即使這樣做,也沒有任何機制可以使實際利率與其相近;第三,資本主義基於加強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謂的卡特爾式管理「技術結構」(cartel-like managerial “techno structure”),會自然而然地傾向於侵占市場。
歐洲目前的情況充分證明了實際利率魔法數字不存在。
儘管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的存款利率為 -0.4%,但歐盟的金融體系仍有高達3兆歐元(3.4兆美元)拒絕高效投資的儲蓄。與此同時,歐盟2018年的經常帳盈餘(Current Account Surplus)達到了4500億美元的巨額。
為了使歐元的匯率減弱到足以消除經常帳盈餘同時清除儲蓄過剩(Savings Glut),歐洲央行的利率必須降至至少 -5%,但這個數字將在轉眼間摧毀歐洲的銀行和社會保障基金(Pension Funds)。
撇開魔法利率的不存在,資本主義自然停滯的趨勢也反映了貨幣市場的調整失敗。自由市場人士認為所有價格都會神奇地自動調整,直到它們反映商品的相對稀缺性。但實際上,他們並不會。當投資者得知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或歐洲央行正在考慮扭轉先前提高利率的意圖時,他們擔心這一決定反映出整體需求前景黯淡。因此,他們不會增加投資,而是減少投資。
投資者沒有進行投資,而是進行更多的兼併和收購,從而加強了技術結構的定價能力、降低工資,並花費現金購買公司自己的股票以增加紅利。因此,超額儲蓄進一步增加,價格無法反映相對稀缺性,或者更準確地說,價格、工資和利率最終反映的唯一稀缺性是商品、勞動力和儲蓄的總需求稀缺。
值得注意的是未受影響的自由市場營銷人員是如何實事求是的。
當他們的信條在現實的淺灘上擱淺時,他們將「自然的」這個詞武裝化。在1970年代,他們預測如果通貨膨脹被制服,失業情形就會消失;到了1980年代,儘管通貨膨脹率很低,但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此時他們宣稱失業率一定是「自然 (存在) 的」。
同樣,今天的自由市場人士認為,儘管工資增長和低失業率,通貨膨脹的失敗仍會上升到新狀態,也就是新的「自然」通貨膨脹率。憑藉他們過分樂觀主義(panglossian) 的眼罩,無論他們觀察到什麼,都會認為是所有可能的經濟系統中最自然不過的結果。
但資本主義只有一種自然傾向:停滯不前(stagnation),但就像所有傾向一樣,有可能通過刺激來克服。
一個是繁榮的金融化,它以長期精神緊繃為代價,產生巨大的中期增長;另一種是由盈餘循環政治機制注入和管理的,更具永續性的補品,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或其戰後延期的「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
但在政治像金融化一樣破碎的時代,世界從未需要更多的後資本主義願景(post-capitalist vision),也許激發這樣的願景才是增加停滯困境自動化的最大因素。
(翻譯:黃冠文,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Stagnant Capital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