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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聯濤

 

 ●香港證監會前主席

 ●現為中國清華大學兼任教授

肖耿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在美國華府，共和民主兩黨對於中國有了共識：美國面對的是操縱貿易、極權主義、盜取智慧財產權的政權，這個國家代表著對美國及其盟友的戰略威脅，而這個國家應該受到懲罰。

但是這種共識是錯的，事實上，中國的成就值得讚揚，甚至值得欽佩。

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型

最近幾十年，中國的對於全球經濟成長與綠色創新的貢獻無人能敵，自從70年代的「改革開放」之後，讓8億人脫離貧窮。中國及全世界應該要感謝中國當局的實驗性決策，這些決策藉著嘗試錯誤及不斷修正而成功。

在西方，咸信民主選舉能讓政府對政策負責，跟西方這種普遍的想法不同，中國的方式支持確實的責任制，證據顯示來自中國人民及國際社會的回饋對決策有幫助，因為領導者藉此修正錯誤，並在獲得資訊後更新舊的政策。

每年會舉行2次會議做為決策修正的基礎，自從1998年3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每年在北京舉行。包括重量級部長及總理在內，中國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在會議中找出中國所面對的挑戰，並為接下來的改革及開放擘劃藍圖。

會議結果將會跟與會代表分享，並現場直播給上千名官方代表及中外記者。因此，每年2次會議代表的是中國決策與治理向前邁進的重要窗口。

在最近的政協及人大（俗稱兩會）中，中國的決策官員強烈反對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型（neoliberal economic model），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基礎是商品、資本、資訊的自由流通（有時也包括勞力）。先進經濟體及國際組織長期以來將新自由主義奉為圭臬，他們認為開放自由流通能一體適用，自然而然能為所有國家帶來良性結果。

但是新自由主義模型也帶來意料之外的嚴重後果，例如環境破壞、不平等加劇，以及企業壟斷（科技部門尤其如此）。

在情感層面，全球化與開放造成文化的不安全感。隨著人民對先進經濟體的作法愈發沮喪，也愈來愈不信任支持這些政策的專家與菁英。

經濟成長趨緩

為了化解這些焦慮，理性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化身成了情緒化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他們是易受民族主義、部落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誘惑的主體。

結果就是貿易衝突日益上升、孤立主義橫行、反移民情緒上升，同時基於現代貨幣理論之類的概念，大幅增加社會支出的呼聲也傾巢而出。

對於中國而言，上演的這一幕幕戲碼暗示了外在環境愈來愈險惡。鑒於成長早已趨緩，政協、人代兩會的決策官員將焦點放在如何確保經濟、金融、社會三者的穩定，並同時恢復活力。

雖然包括國債占GDP的比例偏高以及股票市場不穩定在內，中國面對種種挑戰，領導階層展現了能夠朝目標前進的能力。消費物價指數穩定保持在2.1%。

2018年，都市中新增了1360萬個職缺，失業率只有5%，平均每日超過1萬8000間新創企業成立。

政策不斷進化

中國的國際貿易與收支情況大體是平衡的。

這都得歸功於全面性且不斷進化的政策，其目標旨在提高生活及工作品質、打擊貧窮、減輕小型私人企業的賦稅及管制，並支持環保、創新、開放及永續的成長。

例如，2017年中國關稅的平均稅率9.8%，2018年中國將其降低為7.5%，並鋪設了4100公里的高速鐵路，將永久都市居留權提供給1400萬名來自農村地區的工人，並減輕賦稅與收費，讓企業成本減少約人民幣130萬元。

中國當局現在已宣布有意減稅以及減少企業的社會保障責任，幅度達人民幣2兆元，同時為了應對因保護主義而起的全球性通貨緊縮，將擴大財政赤字達GDP的2.8%。

此外，政協會通過新的外國投資法令，將減少外國企業進入市場的限制，並大幅促進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犧牲經濟，安撫政治

許多西方國家犧牲經濟人以安撫政治人，中國領導盡力兩全其美。他們知道忽視政治人的需求將造成社會動盪與對立，但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回應來自內部的壓力及迅速變化的外在狀況，同時謹守經濟學的原理。

並非每個決定最終都是對的，但在中國，錯誤一旦發生，調整就隨之而來。雖然這種責任制並非完美，但就任何標準而言，都已是傑出的紀錄。

（翻譯：陳毅澂，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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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China and Its Western Critic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