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爾賽斯
● 德國國際和安全事務研究所主席
歐洲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能夠依靠自身的福祉、安全及國際影響力?
變動的世界權力、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再加上對美國作為盟友可靠性的疑慮,讓這場辯論出現了新的急迫性。
辯論的結果將會左右歐洲的未來。
到目前為止,多數的討論都圍繞在不同的術語上。歐盟機構與德國傾向於「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而法國則偏好「歐洲自主」(European sovereignty)的概念。但這兩種概念常被交替使用,也甚少有明確的定義。
為了澄清此問題,我和我的同事最近提出了「歐洲戰略自主」的操作型定義。我們也分析了一旦德國與歐洲決策者決定實現此目標,他們可能會遇到的障礙、困難與衝突。
我們將戰略自主理解為一種能力,其在於能夠確立自身的優先事項,在外交政策與安全問題時自行決策,綜合制度面、政治面與實際的手段來實踐這些選擇,必要時可獨力完成或與第三方合作。
戰略自主行為者能夠制定與/或執行國際規則,而不用受制於其他強權的決定。當今,即使是德國與法國一般的大型歐盟成員國,也只能與其歐洲同伴合作來實現這種自主。
相較於狹隘的定義,我們提出的戰略自主概念涵蓋了整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範圍。除了防禦,這個概念還包含了經濟實力、金融國策、外交、情報與非軍事衝突管理(civilian conflict management)。
這些有助於確定歐洲的弱點與面對衝突的準備度,尤其是捍衛規則導向的國際秩序,這對歐盟及其成員來說極其重要。
自主(Autonomy)從來都是相對,而非絕對。
它是保護與提倡個人價值觀與利益的方法,而不是目的。自主也不代表閉關自守、孤立或拒絕結盟。
在歐洲,同伴(partners)是必要的。
對德國而言,同伴主要是所有的歐盟國家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NATO)的歐洲成員國。歐盟提供了一個穩定、長久的行動框架,這對長期的戰略自主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但歐盟成員仍須追求歐洲的戰略自主,而非歐盟的戰略自主。
美國仍會是歐洲最重要的外部盟友與合作夥伴。應對中國的崛起,還有面對俄國和其他強權對規則導向的秩序的挑戰,這些仍須是橫跨大西洋的共同任務。
但歐洲不能再盲目地依賴美國來保障自身安全與周圍地緣戰略環境的穩定。不只是川普政府要求更高的歐洲國防開支,這也是冷戰結束後歷任美國政府的要求。
歐洲早已享有各種不同程度的戰略自主。就貿易而言,歐盟既有手段也有意願發揮其國際影響力。但在軍事領域,歐洲的野心與現實之間存在一道鴻溝。
在可見的未來,歐洲要取得全面的防衛自主難如登天。北約仍維持集體防禦的現狀,而歐洲也沒有意願離開美國及其戰略保護傘。反之,歐洲應該追求更廣泛但有限的自主,使其能夠獨立負擔充滿挑戰的危機管理與衝突解決任務。
歐盟也必須增強其保衛成員國的領土與完整性的能力,尤其是那些不在北約內的國家。
其中包含針對特定攻擊的防禦,例如不會使整個同盟立即採取行動的混合攻擊與恐怖攻擊。要達成這個目標,歐盟與北約必須共同合作而非相互對峙。此外,脫歐後的英國仍須和歐盟的共同安全暨防禦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CSDP)保持緊密聯繫。
透過強化北約的歐洲支柱能夠解決這些挑戰,這在軍事上是更強大、更有效的能力,而政治上則是透過歐洲區北約成員籌劃聯盟決策的形式來進行。除了增強歐洲整體的行動就緒度(action-readiness),這也能讓歐洲成為對美國來說更有吸引力的同盟,並建立更對稱的對美關係。
即使要達成這種有限、明確界定出程度的歐洲自主,也需要增強軍事能力及與歐洲武裝部隊的可互動能力。直到歐洲國家能夠進一步鞏固其生產能力,並取得共同出口標準的共識前,要達到國防工業的戰略自主仍是遙遠的目標。
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王牌即是經濟實力與單一市場。在管理、貿易、競爭與資料保護方面,歐盟早就被國際視為戰略角色。對歐盟成員國來說,歐盟即是捍衛與維護歐洲競爭力的框架。
然而,若歐盟能擴展歐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角色,那麼歐盟在面對衝突時會準備得更周到。為了長期穩定歐元區,德國與法國必須在某些議題上妥協,如歐盟銀行聯盟的共同責任、引入自動財政穩定器以及調整德國著重出口的經濟模型(export-heavy economic model)。
歐洲的戰略自主具有極大的實質涵義,遠非抽象概念,實現此一目標能夠幫助歐洲在迅速變遷的世界中更加繁榮與安全地成長。
(翻譯:高子晴,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Toward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