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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斯科

 

● 智利前財政部長

● 任教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

剛從拉丁美洲搬到倫敦，我最近告訴英國的晚餐同伴，當地政治讓我感到賓至如歸：譁眾取寵的政治家、過熱的言論、猖獗的民粹主義、將黨派置於國家之上的領導人。

同伴們明顯得不自在，表明了我不該再重複這個笑話。

但我只是半開玩笑。畢竟，糟糕的政治將越來越成為規則，而非世界各地的例外。甚至連發明議會民主的國家都無法倖免。

至少對於一個初來乍到的我來說，令人驚訝的是，英國脫歐竟成為上述所有麻煩的根源。

脫歐的多個劇本

觀諸最近在英國下議院激烈爭論的一些選擇，包括關稅同盟、共同市場2.0（Common Market 2.0，或稱挪威模式，Norway-plus）、以及加拿大式的自由貿易協定。

熟稔國際貿易人士都知道，這些替代方案之間存在著實質性差異。

但是，有多少英國國會議員在6個月前就知道了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協定之間的區別？這種微妙的區分是否是引導英國陷入政治無政府狀態的很好理由？正如前外交大臣強生（Boris Johnson）所聲稱的，持續遵守歐盟規則是否會真正使英國變成「附庸國（vassal state）」？

或者考慮這個可怕故事的可能結果。

在所有「軟脫歐（soft Brexit）」規範下，英國將繼續與歐洲經濟緊密聯繫，儘管它將失去對相關規則的所有發言權。「硬脫歐（hard Brexit）」將證明具破壞性，企業、公民甚至工會很快就會要求重新與歐洲建立聯繫。

新的公投可能會徹底推翻英國脫歐。

正如在蘭佩杜薩（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的《豹》（The Leopard）中所說的，「一切都必須改變，以便不會發生任何變化（Everything must change so that nothing will change）」，除了英國將浪費10年，同時使國內生產總值至少減少2.5％。

身分認同衝突

當然，英國脫歐也是關於移民的。

但離開歐盟對於控制來自歐洲而非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口流入是必要的。雖然自2016年脫歐公投以來，歐洲移民人數已經下降，但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移民人數已然上升，因此總流量幾乎沒有變化。

英國脫歐體現了政治在衝突中茁壯成長的古老原則。

同時，在一般情況下，衝突常發生在身份認同間，而非貿易和移民等問題的對立。

無主見的政治家總是聲稱實行對話和共識的政治。但是，不同意見和衝突使得崛起的政治家能夠獲得他們達到頂峰所需的知名度。任何政治人物都知道這個例子：向對手說好話會被忽略，但若發布一篇刻薄的大論，你將成為頭條新聞。

擔任智利財政部長後，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學到這一課。

同陣營的議員們討厭高技術性的法案，儘管這些法案引起了廣泛的支持，也可以在反對派的支持下獲得通過。他們只會抨擊兩極分化問題，這些問題讓他們與反對派進行良好的鬥爭。

社會科學家經常認為政治衝突源於支持的差異。實際上，衝突源於「你是誰」的差異。英國人不再是保守黨、工黨或自由民主黨的支持者。

目前最重要的是，他們是留歐派（Remainers）或是脫歐派（Brexits）。

最近的研究表明，近1/3的英國選民並不認為自己是某政黨的支持者，但只有11％的選民無法說出自己是留歐派或是脫歐派。

此外，4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是「非常堅定」的留歐派或脫歐派，只有9％的受訪者聲稱自己有堅定的政黨傾向。

留歐派與脫歐派的分歧

與英國脫歐相關的身份與政策或事實幾乎沒有關係。

儘管自公投以來，有關英國脫歐的可能成本和權衡的訊息很多，但聲稱投票離開歐盟是對是錯的比例變化不大。

正如倫敦經濟學院（LSE）的侯伯特（Sara Hobolt）合著書中所說的：「某種程度上，英國脫歐的身份激勵我們如何看待世界，我們也不太可能改變對英國脫歐是『好（good）』還是『壞（bad）』的看法。即使事實發生變化。」

然而，雙方都同意一件事：另一方並不好。侯伯特和同僚們說，雙方陣營都形容對方虛偽、自私、心胸狹窄，自己所屬陣營誠實、聰明、思想開放。

傳統上支持保守黨的白人農村選民、支持工黨的工人階級相對而言都呈現下降，英國的政治身份已然發生變化。

但歷史上，從未出現民族主義（nationalism）與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相互對壘的身份軸心。

在《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中，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將英格蘭描述為「這一個鑲嵌在銀色的海水之中的寶石 ，那海水就像是一堵圍牆， 或是一道沿屋的壕溝 ，杜絕了宵小的覬覦（This precious stone set in the silver sea, which serves it in the office of a wall, or as a moat defensive to a house, against the envy of less happier lands）。」

幾世紀以來，英國利用護城河作為對其他領土施加影響的手段，而不是自絕於世。

調查顯示，留歐派和脫歐派的身份初期並未確立，在2016年公投後，雙方強烈認同的人口比例都有所增長，換句話說，英國脫歐不僅反映，更甚者，還刺激了兩種競爭身份的形成。

罪魁禍首卡麥隆

自2016年6月脫歐公投以來，許多人試圖在經驗上確定脫歐者出身農村、白人、年齡較大、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同時，在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

留歐者則以上皆非。

但英國人民肯定不是唯一心懷不滿的公民，他們感到被全球化拋在後面，或者被文化自由化所冒犯。選民的憤怒很容易地指向倫敦，而不是布魯塞爾。

上述這些都提醒了我們，永遠不應低估事件和環境在人類事務中產生的作用。

如果當時的總理卡麥隆（David Cameron）沒有試圖透過全國公民投票來解決內部黨派爭端，那麼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當然，英國現在的一些憤怒確實應該針對他。

（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Brexit Identiti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