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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茲

 

● 牛津大學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學院院長

● 全球經濟治理專案創始人

投票與公投讓人民能夠表明想要接受怎樣的治理。

抗議是另外一個方法，這也是為何多數民主政體中，集會自由及言論自由受到保障。

在現代許多民主政體中，這些權利發揮到最大。

4月，氣候運動分子以及脫歐相關示威讓部分的倫敦癱瘓，抗議者已經計畫要在6月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英國進行國家級訪問時抗議。

在法國，黃背心運動（ Yellow Vests ）每周六準時大批集結。

找到同溫層

社群媒體讓組織大型抗議變得更容易。

拜推特（twitter）、臉書、IG所賜，有共同目的人可以馬上知道彼此的怒火，同時分享組織運動的細節。但是這些當代的示威往往缺少領導，以及建立同盟的技能，讓集體的不滿無法轉變成真正的改變。

誠然，大型抗議也許有助於讓某個議題排入議程，並增進公共的討論，但是即使在民主國家中，大群民眾常常不足以動搖政府。

2003年2月，在英國跟美國的大型反戰抗議後，英美兩國依然於隔月入侵伊拉克。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行動（Occupy Wall Street）」後來擴散到世上900個城市，卻沒有達到任何特定的目標。2017到19年，世上各城市的3次年度女性大遊行（ Women’s Marches）也沒有達成目標。

沒有明確領導

沒有明確的領導是原因之一。在社群媒體出現之前，組織有效的大眾示威需要更多時間與努力。運動人士需要計畫、募資買報紙的廣告、編撰電話名冊，找有號召力的講者吸引群眾。

這些都需要領導，人們在抗議中投入的時間、金錢與連結才不會白費。

相反的，在社群媒體形成的新型「臨時任務編組（adhocracy）」中，由於社群媒體的彈性與效率，常常缺少能夠帶動群眾的領導者，以致不能達成明確、能夠達成的目標。

但是也有成功的例子。

2016年在波蘭，井然有序的抗議說服該國國會否決幾乎全面禁止墮胎的提案。在波蘭幾個主要城市群眾發起上街遊行，伴隨網路活動與女性罷工，女性拒絕上學、工作及做家務，組織者也動員歐洲其他地方的支持者，並從其他國家汲取教訓。

最重要的是，抗議者清楚表達的目標直截了當：避免新法案通過，因為有效的領導跟仔細的計畫，抗議者為達成目標發起的活動藉此得利。

阿爾及利亞、蘇丹

最近成功的大型抗議發生在阿爾及利亞（ Algeria）與蘇丹（ Sudan），這兩起抗議都指出與統治政權的某些部門建立關係有多重要，雖然在這兩國參與反威權政府的街頭抗議非常危險，抗議者的目標還是非常明確。

阿爾及利亞人抗議反對健康欠佳的包特夫里卡（Abdelaziz Bouteflika）5度連任總統時，他們不受集會與言論的民主權利保護。2018年12月時，最初的抗議活動很快就遭鎮壓。

然而，到了2019年3月，據報導約300萬阿爾及利亞人走上街頭。抗議者的目標明確：迫使包特夫里卡下台。

他們之所以能成功不只是因為人數眾多，而是因為他們堅持不懈最後讓阿爾及利亞的軍人站到他們這一邊，迫使包特夫里卡下台。在蘇丹，為期3個月的國家級抗議終於說服軍方驅逐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

這些乍看不可能跟抗議者合作的盟友，以及軍方在蘇丹與阿爾及利亞都舉足輕重。

從許多抗議活動看出，很難與當權者形成結盟，反而更傾向趁著抗議的鋒頭正健對政權展開全面攻擊，但最有效的抗議，應屬拉攏當權者，以削弱政權。

例如，甘地（Mahatma Gandhi）在印度發起對抗英國統治的行動，他並沒有與殖民政權正面對抗。甘地反而在1930年發起反對英國鹽稅的抗議遊行，此舉讓跟隨他的叛亂分子一開始不相信他。

數位工具政治化

大體上，社群媒體讓建立這種不大可能的同盟變得困難。數位平台善於「群眾外包」不滿，並在網路上放大檢視，但是這些平台更可能讓這些想法變得更偏激，而非幫助活動能建立橋樑。

臨時任務編組能迅速連結有共同不滿的群眾，不管是對全球資本主義不滿，或是對英國計畫脫歐不滿。

然而，想要連結群眾達到正面目標，並動員群眾以達成目標，還需要更多努力。

不管是在個人或集體的層次，抗議者若想成功需要有效的領導。除了走上街頭「對強權說出真相」以外，他們還要做更多事。若想讓改變發生，就要讓公民在良好的領導下找到方法透過結盟的當權者說出真相，這些當權者不可能透過網路與公民結盟。

數位工具能幫助有效的政治組織，但是這些工具不應該視為政治組織的替代品。

（翻譯：陳毅澂，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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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Protesting in the Digital Ag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