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揚
• 印度前儲備銀行總裁(2013年至2016年)
大企業在美國飽受抨擊,面臨強烈的當地反對,亞馬遜(Amazon)取消了在紐約市皇后區(borough of Queens)建造新總部的計畫。
(美國)南加州共和黨參議員格拉姆(Lindsey Graham)對於臉書(Facebook)難尋敵手的市場地位表達擔心,他的同僚民主黨聯邦參議員(麻塞諸塞州的)華倫(Elizabeth Warren)要求 Facebook重整。
華倫還引入立法,要求在臉書董事會為工人保留40%的席位。
這些方案也許已超越了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邊界,但當前的爭論正是美國所需要的。
放眼美國歷史,資本主義的批評者確保了資本主義的合理運轉,他們抨擊經濟權力的集中,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影響力。當一小撮公司主宰了經濟,它們就難免與國家控制機器結合起來,形成私人和公共部門精英所組成的邪惡聯盟。
俄羅斯就是如此,只不過披上了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幌子。
透過保持對商品和銀行的完全控制,依附於克里姆林宮(Kremlin)的寡頭(oligarchy)扼殺了有意義的經濟和政治競爭的可能性。事實上,目前的俄羅斯堪稱美國前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在1961年告別演說中所描述的問題典範。
艾森豪勸誡美國人,透過「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和「權力錯置引起的的災難」對於「不必要影響力的奪取」,必須有所警惕。
許多美國行業已經被一小撮「超級巨星」企業主宰,我們應該樂於見到「民主社會主義」活躍分子和民粹主義示威者遵循了艾森豪的警告。
但是,美國和俄羅斯不同,俄羅斯寡頭的財富來自20世紀90年代掠奪國家資產,美國的超級巨星企業則是仰賴生產率高而發達。
這意味著監管措施必須更加細緻,必須是手術刀而不是大力錘。
具體而言,在全球供應鏈時代,美國公司得益於巨大的規模經濟、網路效應以及通過事實資料改善生產過程各階段的表現和效率。
亞馬遜等公司不斷地從資料中學習,以實現遞送時間最小化並改善服務品質,亞馬遜對自己能夠在競爭中脫穎而出信心十足,幾乎不需要政府的偏袒,正因如此,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Jeff Bezos)能夠支持經常批評美國政府的《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但僅僅因為超級巨星企業目前有超高效率,並不意味著它一直都能如此,特別是在缺少有意義的競爭的情況下。
老牌企業總是會通過反競爭手段保持自己的地位。領先網路企業支援諸如1984年《電腦欺詐和濫用法》(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1998年《數位千禧年著作權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等立法,確保競爭對手不會涉足它們的平臺,從使用者創造的網路效應中獲益。
類似地,2009年金融危機後,大銀行接受了不可避免的監管升級,但它們隨後遊說訂立規則,提高合併成本,從而讓小競爭對手處於劣勢。如今,川普政府熱衷於徵收進口關稅,有關係的企業能夠影響誰得到保護,誰承擔成本。
更一般地說,政府制定的智慧財產權、監管和關稅對一家公司的利潤越有利,這家公司就越依賴於政府的呵護,而不是依賴生產。如今,保證公司效率和獨立性的唯一手段就是競爭。
政府有讓資本主義保持競爭力的壓力,以及阻止倒向被依賴政府的極少數主宰的趨勢的壓力,這些壓力通常來自老百姓,他們在社區中民主地組織起來。他們不具有精英的影響力,通常想要更多的競爭和開放。
在美國,十九世紀末的民粹主義運動和二十世紀初的進步運動便是對鐵路和銀行的關鍵行業的壟斷的反應。這些草根運動導致了1890年《謝爾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等法律,以及其他改善教育、醫療、信用和商業機會普及的措施。
透過支持競爭,這些運動不但保持了資本主義的活力,也消除了社團極權(corporatist authoritarianism)。
如今,最好的工作職缺不斷流向只從少數名校招聘的超級巨星企業,中小企業的成長必須面對主宰企業所不下的重重障礙,經濟活動也遠離小鎮和市郊社區,轉向大城市,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粹主義捲土重來。
政客倉促應對,但沒人能保證他們的方案方向正確。
20世紀30年代清楚地表明,解決現狀的方案有可能比現狀差得多,如果凋敝的法國村莊和美國小鎮的選民陷入絕望中,對市場經濟喪失了期待,他們就很有可能投入種族民族主義或全面社會主義的懷抱,其中任何一種主義都會摧毀市場和國家之間的微妙平衡。
這將宣告繁榮和民主的死亡。
正確的應對不是革命,而是再平衡。資本主義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更新監管,以確保行業效率和准入開放,並且不被壟斷,但資本主義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政策説明經濟受損社區創造新的機會,保持成員對市場經濟的信任。
必須聽聽民粹主義的批評,就算不盲從民粹主義領導人所提出的激進方案,既要有活力的市場,也要民主,這才是根本點。
(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Why Capitalism Needs Popul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