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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

 

● 牛津大學校長

● 歐盟外交事務部前部長

● 英國駐香港末任總督

30年前的5月，我以英國發展部長（development minister）的身分出席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北京年會。

但那次集會的經過（包括中華民國代表團首次出席），卻被整個城市發生的事件蒙上了陰影。

1989年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今天持續引起共鳴，尤其是在香港。

極具魅力的趙紫陽

1989年5月下旬，北京的重大事件應該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國事訪問，時任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熱衷於向他展示，有秩序的共產主義政權如何經營一個偉大的國家，而當時蘇聯却在「改革（perestroika）」下逐漸解體。

但就像一場無預警的巨大煙火秀，當時中國人民對自由渴望的爆炸，迎接著鄧小平與戈巴契夫。

在學生示威活動的推動下，北京的大部分人口都走上街頭，要求更大幅度的自由和更民主的問責制。人民的力量表現傳播到其他城市。它是旺盛和自發的，無論是當權者還是示威者，似乎沒有人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作為發展部長的代表團，我們會見了當時極具魅力、改革思想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

他對廣場上部分示威者的論點、不滿表示同情，後來更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說了很多話。正如在大規模抗議運動中經常發生的那樣，部分人認為向當政者妥協就是投降者，部分人則認為自由選擇重返工作、學習的人處於道德制高點。

害怕歷史的中國

我們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的老年強硬派害怕無法控制廣場示威（事實上確實如此），他們帶來了坦克，人民解放軍屠殺了理應保護的人民。

沒有一件事件能完美說明中國共產黨（中共）以及中國偉大文明之間的重要區別，中共不再是共產主義信徒，而是愈顯強烈的列寧主義者（Leninist）。

我曾聽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指稱，這個黨體現了中國4000年歷史的文明，但它不是。

在1949年共產黨革命後，誰該對地主的謀殺負責任？誰應該為大躍進和中國大飢荒負責？又是誰煽動文化大革命及伴隨的大規模暴力？

中國共產黨如此努力地將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從公眾記憶中消除，這並不奇怪。

包括毛澤東恐怖統治在內的歷史對中國獨裁統治來說，太過不穩定了，中國領導人將政府體制作為其他國家的榜樣，但是，假若一個政權害怕過去，怎能對價值觀和方法的可續性充滿信心呢？

台灣、香港、新疆

許多人過往常認為，中國越來越富裕，並逐漸恢復處理世界事務的中心地位，它將慢慢地且不可避免地擁抱與大多數國家社會同樣的渴望：更大的責任感、更自由地說出自己的思想、以及所有包括對最強大權力也受用的法治。

然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試圖透過重申黨對政府各方面的控制，監禁律師和人權活動家，打擊宗教團體，在中國新疆地區的「再教育」陣營中監禁數十萬維吾爾族人，試圖掩蓋這一想法。

同樣，中國也對台灣發出越來越多的戰爭威脅，香港亦然。

中國共產黨在1997年收回對香港的主權後，簽署了一項尊重香港高度自治、自由和法治50年的國際條約，在（香港）回歸中國10餘年後，儘管看似進展順利，但中國陸續違背民主發展的承諾。

香港不該陷入中美貿易戰

隨著習近平鞏固絕對權力，香港情況發生了變化。

最近，不合時宜的公共秩序控訴被用來逮捕香港民運人士，並使異議人士保持噤聲，港府似乎越來越接受北京政權及當地共產黨員的指示。中國政府的強力鎮壓方式增強了「香港獨立」的呼聲，這在香港被遙遠殖民國家統治時前所為聞。

對香港自由和身份的最新打擊是，港府提出允許引渡犯人至中國的立法，數月前，我還排除這項可能性。

港府虛偽地聲稱，它只想填補（法律）漏洞，但截至目前為止，香港拒絕將人民引渡到中國一直是法治城市香港（ rule of law），以及法院、黨領導和安全間沒有真正區別的法治（rule by law）中國間的重要防火牆。

引渡法條威脅性的改變引發了律師、商會和港府部分人士的抗議。

美國國會強調的危險是，如果香港在（引渡）這方面被視為深圳或上海，那麼它在經濟、貿易方面也會受到同等對待，香港應盡一切努力避免陷入中國與美國間的貿易戰。

仍有自由的城市

然而，香港與中國不同。

6月4日晚間，正如1990年以來每年發生的那樣，逾10萬人將參加燭光守夜活動，紀念1989年北京示威活動遭殘酷鎮壓的周年紀念日。

至少在香港這個仍然自由的城市，天安門大屠殺並沒有被遺忘，讓我們期盼香港政府不會試圖起訴這群守夜組織者。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Unforgettable Tiananme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