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斯瓦思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客座教授
哈特利
●香港大學助理教授
聯合國預計,到2050年世界人口的68%都將生活在城市地區。政府將忙於應付城鎮移民的湧入,它們不但必須解決住房和就業等基本需要,還要解決影響生計和公共衛生的問題,包括空氣污染問題。
空氣污染問題最為緊迫的地區莫過於亞洲。最近幾個月中,曼谷、首爾、加德滿都和達卡等城市都發生了重大污染事件。但即便從常規水準看,99%的南亞城市和89%的東亞城市的污染暴露指標都超過了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南。
2018年,30座污染最嚴重的城市全部位於亞洲:印度22座,中國5座,巴基斯坦2座,孟加拉1座。
據世衛組織(WTO)的資料,空氣污染每年都要導致700萬人過早死亡,其中大約1/3發生在亞太地區。據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份2018年進行的研究,光是在中國,空氣污染每年就要造成百萬餘人死亡。
在該地區的未發展區域,過時的取暖和烹飪系統造成的嚴重室內污染購成了特別嚴重的威脅。世衛組織資料表明,亞太地區室內污染所引起的人均死亡人數最高的是寮國、菲律賓、中國和柬埔寨。
但空氣污染只是工業化的一個副產品。
污染被土壤和地下水所吸收,最終流入家庭水龍頭,進入食品鏈。高水準的工業排放和農業排放,再加上對已經不堪重負的含水層的過度開採,在中國華北等水緊缺地區尤其值得警惕。
城市化不可能停下來,但這不是政府不去解決空氣污染的藉口。中國擁有巨大的資源和能力實現全國政策協調,它應該在指定可持續城市化方針、成為地區乃至全球典範方面起到領導作用。
中國已提出部份減少污染的計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將此作為主要的政策重點之一。
汽車監管當局因為推行城市公交系統而電動化受到全球讚揚,在經過了多年的減少煤炭行業排放的努力後,中國最近又公告更嚴格的鋼鐵行業排放目標。2019年5月,政府向25座城市派出近千名檢查員,檢查水質和廢物管理等問題上的違規行為。
儘管取得了顯而易見的進步,中國仍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2018年,華北39座城市中有33座冬季霧霾指標沒有達到政府要求的治汙目標,在始於2018年年底的5個月中,這些城市的PM(微粒物質)2.5指標平均上升了13%。解決中國頑固的污染問題需要3個方面加強行動:政策、創新和意識。
從政策角度,中國擁有巨大的優勢:中央政府能夠迅速實施和執行政策和監管。據報導,生態環境部利用此優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限制高污染汽車進口、鼓勵供應鏈、基於排放較低的交通模式進行重組、透過衛星技術提高污染監控水準等。
但實施這些政策帶來了挑戰,也帶來了出現意料外後果的風險。
比如,遷移高污染工業設施有助於降低大城市中心的污染,但也增加了新的污染。更為根本性的是,大部分政策只是支持減汙,而沒有顧及能源系統和需求模式的結構性轉型這一緊迫要求。
這些轉型需要企業採取果斷行動。
但是,據生態環境部的資料,中國高汙企業向來慣于隱瞞違規行為,並且常常與地方政府勾結。中國政府將環境保護納入了地方和省級官員晉升的考慮因素中,這是值得肯定的做法,但也加強了逃避監控系統的激勵。
除了制定正確的政策,中國政府也需要更有效地執行。這意味著更加密切地監控合規行為,確保違規被問責。這會帶來高昂的代價和政治挑戰,但若非如此,利潤都會成為比人身健康更加重要的考慮因素。
創新也能驅動減汙。
比如,深圳的城市空中交通(UAM)計畫能夠提供按需直升機交通服務,利用了深圳市天下聞名的創新力,同時又解決了交通堵塞。推動減汙目標,同時為居民提供公平的服務的計畫應該得到中央政府的補貼。
意識是解決空氣污染的第三個支柱。這未必意味著用全球環境破壞的報導「轟炸」人們;相反,這樣做可能導致關注疲勞。
相反,意識意味著確保人們理解空氣污染對自身和家人健康所造成的後果。有了對他們所面臨的風險的新認識,人們可以利用世界空氣品質指數和全球空氣狀況等線上資源監控所在城市的情況。
據世衛組織資料,高達91%的全世界人口暴露在危險的空氣污染水準下。美國和澳洲等傳統全球強國對於環境問題不屑一顧,世界急需其他全球領導力。如果中國志在填補這一角色,就不但要動員其可怕的資源和創新力,還必須加強環境法執法力道。
(原標題為《China Should Lead on Air Pollu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