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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曼紐爾

 

• 奈及利亞智庫ARFH研究員

到2030年實現性別平等，對全體婦女賦權（empower），幾乎所有國家都在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也符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5（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5, SDG5）」。

但對奈及利亞這樣惡毒男權（toxic masculinity）主宰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國家來說，這一挑戰尤其艱巨。 

惡毒的男權是指遵守「男子漢（manly）」規範的行為，如壓抑情緒（除了（舉例）憤怒）、主宰他人。這些規範傷害了組織起來遵守規範的男性，然他們無法探索完全的人類情緒、行為和身份。但受傷最深的是婦女：她們的從屬性、次等性角色嚴重制約了她們的機會，讓她們極易遭遇暴力。

無人指出，當從未學習過如何處理情緒的人被賦予不相稱的文化、法律以及（常常如此）實體權力時，他們就有可能將自己的失望和恐懼轉嫁到無權無勢的人身上。

例如，不久前，奈及利亞中北部貝努埃州戈伯克（Gboko）的一名婦女被喝醉的丈夫殺害，他的怒氣源自他認定妻子先前上班晚歸和最近離家出走住到姐姐家中，令他確認了對妻子不忠的懷疑。自從失業以來，丈夫的自我價值感（主要取決於他的養家糊口的家長「男子漢」角色）受到了傷害。

因此，當他覺得妻子威脅到他的「榮譽（honor）」時，他做了男人「應該（supposed to）」做的事情：他「給她上了一課（taught her a lesson）」，暴打她幾小時之久，就像他3年前在公開場合做的那樣。

這一次他更離譜了，用斧子直接砍死了妻子，2個女兒現在由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姨媽撫養，外祖父提供食宿，殺妻男子倉皇逃亡，至今沒有仍未被執法者捉拿歸案。

這個故事絕非罕見。世界衛生組織（WHO）所公佈的數字顯示，全世界大約1/3的婦女曾經經歷過親密伴侶的人身和/或性暴力，或非伴侶的性暴力，多達38%的殺害婦女案件兇手，就是男性親密伴侶。

在奈及利亞，這些暴力尤其普遍。

據最新研究，28%的25歲至29歲婦女在15歲後經歷過特定形式的人身暴力。但暴力開始的時間可能更早：18%的奈及利亞女童15歲就已結婚，這使得她們極易受到婚姻暴力，儘管2015年制訂了禁令，但女性割禮（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仍然不會受到懲罰，在女童中間十分普遍。

不受懲罰不足為奇，因為婦女常常無法在法庭上與最赤裸裸的不公待遇作鬥爭。

從某種程度上，這是錢的問題：囿於教育和就業前景，奈及利亞婦女往往在經濟上需要依賴他人（有時甚至正是施暴的男性），因此打不起官司。

即使某位婦女有錢上法庭，獲勝的幾率也非常小，因為男性主宰著司法界，同時，父權受到奈及利亞法律的變相保護，例如，性侵案件只有在有目擊者舉證的情況下才能推進。

但問題更加根本。

許多奈及利亞人認為家庭乃至社會榮譽都取決於女人的服從、純潔和沉靜，女人嗆聲暴力（更不用說起訴施害者）會受到羞辱。部分性侵倖存者甚至因為通姦而被驅逐出社區，婚內性侵更是得不到承認，因為妻子無法拒絕和丈夫行房。

類似地，婚姻暴力也不被承認，因為男人必須「管教（discipline）」妻子，類似地，割禮被視為保護女人的純潔和家庭的尊嚴，在部分族群中，幼女還被當成貸款抵押品。

所有這些導致了大量未報導暴力。

婦女缺少來自主要由男性組成的公職、神職和政治領導人的支援令情況雪上加霜，奈及利亞24位內閣部長中僅5名女性，36個州中更沒有1位女州長。

如果奈及利亞想贏得實現SDG5的機會，該國政府必須加強性別暴力和歧視法律（包括各種傷害婦女、剝奪去女權力和壓迫婦女的文化行為），並大幅改善執法情況。

此外，奈及利亞政府應該向受害者提供康復治療，同時支持女性參與各層面的決策，司法活躍主義（judicial activism）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此方能將政策轉化為行動。

與此同時，要改變文化態度，需要採取大規模運動促進女性參與婚前和婚姻決策、選舉流程以及家庭決策。應該成立國家委員會，讓婦女能夠公開、安全地分享經驗，從而提升對奈及利亞婦女所遭遇的惡毒男權所造成的真實後果的認識。

宗教、媒體和教育機構以及公民社會組織都能發揮作用。

所有人都被惡毒男權的枷鎖桎梏了太長時間，積極男權的新時代已經來臨，是個男性獲得解放，女性贏得安全的時代。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Nigeria’s Poisonous Patriarch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