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羅德瑞克

 

•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是文化還是經濟？有關當代民粹主義的爭論大多都建構於這個問題之上，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以及歐陸極右排外政黨的崛起，是社會保守派和社會自由主義者價值觀分歧不斷加深的結果嗎？

因支持仇外主義、民族主義者和威權獨裁者，社會保守派早已與社會自由主義者漸行漸遠。又或者，上述三起事件反映的是在金融危機、經濟緊縮和全球化的推動下，選民普遍的經濟焦慮和不安全感？

問題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文化還是經濟」。

如果威權民粹主義源於經濟，那麼適當的補救辦法是興起另一種民粹主義，以經濟不公正和包容性為目標，但在政治上又採取多元主義，不一定會損害民主。然而，如果威權民粹主義植根于文化和價值觀，那麼補救方案就少得多。自由民主制可能僅僅因其內部機制和矛盾就走向覆亡。

文化上的一些論點顯然站不住腳。

例如，美國許多評論家都相當關注川普的種族主義言論，但種族主義堪稱美國長久以來的特徵，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於美國社會，為何川普對種族主義的操縱如此受歡迎，也無法用種族主義自身來解釋，就像我們無法用常態來解讀新變化。

還有一些觀點則更為複雜。

我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同事諾里斯（Pippa Norris）和密西根大學的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了最為徹底和大膽的文化反挫（cultural backlash）論點。在最新的著作中，他們提出威權民粹主義是價值觀長期以來世代交替的結果。

隨著年輕一代變得更富有、教育水平更高、更具保障，他們篤信「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價值觀，強調世俗主義、個人自治和多樣性。這也導致宗教信仰不受重視，傳統家庭結構解消以及從眾行為減少。年長者則被異化，成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雖然傳統主義者越來越少，但他們之中參與投票的人數卻越來越多，政治活躍度也更高。

美國智庫奈斯坎南中心（Niskanen Center）的威爾金森（Will Wilkinson）最近也提出類似觀點。

他特別關注都市化的作用，認為都市化是一個空間分選的過程，除了經濟財富上的分化，更從文化上分化社會。都市化創造出一些經濟繁榮、人口稠密、文化多元的地區，而其中社會自由價值觀又占主導地位。農村和小型都市中心則遺留在都市化進程之外，愈加一致地倒向社會保守主義，厭惡多元價值。

以上過程還具有自我强化效應：大城市的經濟成功有力證明了都市居民普遍抱持的價值觀；而一些人選擇從落後地區遷移出來，更是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在歐美，同質化程度高、社會保守的地區構成了本土民粹主義者的支持基礎。

從經濟面向來看，經濟學家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民粹派所獲政治支持與經濟衝擊有關聯。

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是由四位經濟學家共同主持，分別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奧托（David Autor）、蘇黎世大學的多恩（David Dorn）、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漢森（Gordon Hanson）和隆德大學的馬勒西（Kaveh Majlesi）。

研究結果表明，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川普所獲投票與中國貿易衝擊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因中國進口增長而造成的就業損失越大，川普的支持率就越高。

多恩、漢森和馬勒西認為，中國的貿易衝擊可能是川普2016年獲勝的直接原因。

據他們估計，如果2016年的進口滲透率比2002年至2014年期間的實際數值低50%，那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就將贏得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和賓州三個關鍵州的支持票，最終勝選的便會是希拉蕊（Hillary Clinton）。

還有一些實證研究表明西歐也有類似的現象。研究者發現，民眾支持英國脫歐、歐陸極右排外政黨崛起，皆與中國進口滲透變高有關。經濟緊縮和更廣泛的經濟不安全措施也具有重要的統計學意義，瑞典勞動力市場不安全性上升，也與極右派瑞典民主黨的崛起有實證上的聯繫。

文化和經濟觀點即使並非爭鋒相對，爭論局面也相當緊張。不過從細枝末節間能看出雙方有走向融合的趨勢。包括後物質主義和都市化帶來的價值觀在內，文化趨勢都具有長期性，沒有充分考慮民粹主義反彈的時機。（諾里斯和英格爾哈特提出一個轉捩點。在這個轉捩點上，社會保守團體已成為少數群體，但仍然擁有過高比例的公權力。）

那些提倡文化至上的人，實際上也並未忽視經濟衝擊的作用。他們堅持認為經濟衝擊加劇了文化分歧，為威權民粹主義者送上了他們求之不得的推動力。

諾里斯和英格爾哈特認為，「社會多樣性的提高和中期經濟條件」一同加速了文化反挫。他們的實證研究表明，經濟因素確實對民粹政黨的支持數有所影響。威爾金森也強調，「種族焦慮」和「經濟焦慮」不是替代性假設，因為經濟衝擊大大加劇了都市化主導的文化分化。

從這些方面來看，經濟决定論者應該認識到，像中國貿易衝擊這樣的因素並非憑空出現，而有它發生的背景：社會文化環境先前就存在社會分裂。

歸根結底，比起準確分析威權民粹主義興起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從中吸取政策教訓，這點無可辯駁。

首要的則是推行經濟措施，補救經濟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現況。

（翻譯：孟修然，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at’s Driving Popul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