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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尼爾

 

● 英國前財政大臣

● 高盛資產管理前董事長

●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榮譽經濟學教授

2008年底G20領導人召開首次峰會時，許多人對這樣一個多樣化、具有高度代表性起草全球問題共同方案的新形式感到歡迎。G20集團在回應全球金融危機方面表現十分出色，曾幾何時，它作為全球政策協調論壇似乎是收拾當時殘局的唯一希望。

我顯然也是為G20一開始的成就歡欣鼓舞的人之一。

2001年，我提出金磚4國（BRIC ，分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崛起將是21世紀世界經濟的一大關鍵特徵，當時我已呼籲要對全球治理結構進行大幅調整。

當時也指出，7大工業國（G7，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的繼續主導已不適合21世紀初複雜的世界。時至今日，G7將中國排除在外是一個明顯的疏忽，納入如此多的歐洲國家更是一個糟糕的錯誤，它們大多使用同一種貨幣，並接受同一套財政和貨幣政策規則管束。

不幸的是，在6月的日本大阪G20峰會後，我不得不懷疑這個會議是否已經遺忘了初衷。事實上，此次峰會所產生的唯一重要的進展是，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場邊會議所達成的協議，即中美貿易戰再度「休兵（truce）」。

當然，部分問題出在全球治理總體不斷被邊緣化，這是因為美國已放棄了擔任國際秩序監護人的責任，但G20本身也有問題。

一方面，該集團似乎是促進全球對話的合適場合，成員代表了約85%的全球GDP，囊括了大部分主要新興市場，其中包括沒有採取西方式自由民主的經濟體，包括非洲最大經濟體兼人口最多國家奈及利亞在內，你能想到的有資格入席的國家都佔有一席之地。

放眼未來，你可以想像還會有越南和其他國家加入。

另一方面，儘管G20十分擅長發佈宏大公報，承認全球挑戰的存在，但在推動解決提案方面，表現得非常無能，平心而論，期待一小撮官僚解決世上所有問題是不現實的。

說到底，施壓和說服政治領導人接受做出改變的必要性，是行動派人士、企業家和其他創造性思考者的責任，但是，對於僅在全球層面進行合作才能解決的問題，除了G20之外，再無可以替代的機構。

即便政治領導人接受所有正確的觀念，也仍然需要一個論壇將這些觀念轉化為協同合作的政策。

在我看來，G20面臨著兩個障礙。

首先，儘管它具有代表性，但過於龐大，自2001年以來，世界真正需要的是更有代表性的G7，由美國、日本、歐盟和金磚四國組成，這個新集團可被概括於於G20這個代表3/4全球GDP的團體裡。

加拿大和脫歐後的英國也會喪失部分影響力，但澳洲等地位類似的國家也差不多，無論如何，它們都不必擔心，也沒有理由認為很快就會出現如此規模的外交大變局。

G20的第二個缺陷是它（以及G7）缺少一個用於制定目標和實現目標的客觀框架，自10年前G20集團的初步成功以來，每年的會議東道國都會加入一些新東西，例如在2019年的大阪峰會上，日本政府提出了全民健康目標。

沒人懷疑全民健康是一個有價值的目標，但G20也沒有實際做出任何動作説明個體成員國擴大醫療服務的供應。更糟糕的是，花在這個新目標上的口惠（lip service）時間，本可以用在討論抗生素耐藥性（2016年加入G20議程）等突出問題上。

最新公報中關於抗生素耐藥性的內容與前幾次峰會基本一樣，這說明了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毫無進展。

與此同時，新抗生素市場正在迅速惡化，如果不採取統一的全球因應之道，到了2050年，抗藥的超級病菌可能每年奪走1000萬人的生命，為全球產值產生了約100兆美元的累計損失。

世界現在需要的是行動，而非空話（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action, not empty words.）。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Does the G20 Still Matte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