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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拉曼尼

 

●印度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

●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訪問講師

費爾曼

 

●JH諮詢公司董事

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前10年這段短暫的時間裡，世界在意識形態和經濟兩方面都處於融合的階段。西方和其他國家一致認為，開放的自由秩序是提升繁榮度的最佳途徑。

然而，現在這種意識形態秩序面臨瓦解的威脅，這將給世界經濟帶來不利後果。

20年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是貿易高度全球化的時期之一，這一點在世界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方面得以體現。這也是一個經濟融合的時代: 幾個世紀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水準首次趕上發達經濟體的指標。

此外，全球化和一體化帶來了好處：開放的市場使發展中國家能夠透過建立以出口為基礎的現代高效工業而繁榮，中國更從高度全球化中獲益最多。

支撐這個時代的自由秩序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創造的。

75年前，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動盪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集體意識中仍然記憶猶新時時，美國能夠並願意通過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設立的戰後機構，提供三種至關重要的全球公共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緊急融資 ，世界銀行（World Bank）提供長期貸款。 最重要的是，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及其繼承者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領導下，開放市場意味著繁榮發展。

那是一個單極霸權（G1, great one）的世界，美國是地位不可挑戰的霸主。

目前，既沒有一個單極霸權的世界，也沒有意識形態的融合。因為自1978年以來，中國取得了驚人的增長，已成為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經濟體（歐洲因為過於分散，內部問題纏身，無法施加戰略影響力）。

關於能夠促成繁榮經濟的共識，至此已瓦解。

在西方，尤其是美國，一系列負面的經濟趨勢（包括經濟成長放緩、不平等加劇、流動性下降和經濟實力更加集中）使人們對全球化的效益產生了疑問。此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及後果，無疑削弱了人們對美式資本主義的信心。

中國的崛起及對美國的影響，也激起了美國對全球化的懷疑。許多美國菁英和輿論認為，中國透過操縱匯率、竊取智慧財產權和從事間諜活動，以及強迫技術轉讓，濫用了美國的慷慨。

此外，中國最近傾向於國家主義和政治壓迫，更增加了美國更廣泛的被背叛感，以及對共同繁榮投資嚴重出錯的危機意識。

如今，這種不和諧的G2世界以及意識形態融合的終結阻礙了經濟融合，進而也對發展中國家的前景造成威脅。無論如何，融合的黃金時代已開始面臨逆風，首先，氣候變遷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帶來了風險。

農業問題將對整個經濟體產生影響，因為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成功從農業向製造業轉型結構的關鍵。此外，技術驅動的自動化正在以機器取代非技術性勞工，這將直接影響到相對貧窮國家透過勞動密集製造業提高收入的能力。

但最大的威脅來自於西方和其他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脫節（decoupling）。

經濟歷史學家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認為，開放市場是霸權國家的責任，而中美兩國集團（G2）不僅沒有為開放市場提供關鍵的全球公共財（public goods），反而提供了全球「公共壞消息（public bads）」”。

隨著美國和中國對彼此的商品徵收關稅和施加貿易限制，以及美國破壞多邊貿易規則和制度，世界貿易正明顯放緩，這將威脅到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部門及其整體發展戰略的可行性。

與此同時，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正在嚴格控制移民，因此，發展中國家被困在其中，並將發現越來越難以向發達國家出口產品或過剩的勞動力。美國拒絕履行巴黎氣候協議，這對於那些在全球暖化中首當其衝的貧窮國家來說，當然不是好兆頭。

儘管上訴情況已經夠糟糕，但美國和中國提供的最關鍵的「壞消息」是最微妙的。

美國的單邊措施無視它參與制定的全球規則，已經開始損害布列頓森林機構和相關的國際合作體系。同時，中國是一個步履蹣跚的霸主，在沒有獲得真正國際吸引力的情況下成為了主導者。

這個國家既不民主也不專制，它缺乏能夠賦予政權主導地位額外合法性的「軟實力」: 畢竟，具備號召力的領導需要有意願的追隨者。

此外，霸權國家需要提供開放的市場，然而，儘管中國從與較發達經濟體的更深層次貿易聯繫中獲益匪淺，中國沒有為較貧窮的國家提供足夠的出口機會。中國政府最近轉向自給自足，並推動國內領軍企業的發展，導致了中國進口量的迅速下降。

需要明確的是，中國有權利追求一種有助於非凡崛起的發展戰略，但如果中國堅持貿易保護主義立場，剝奪全球體系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關鍵公共財，它就不可能成為一個仁慈的霸權國家。

以美國為主導的G1世界早已不復存在，美國和中國共同承擔霸權責任的G2體系，如今也正淡出人們的記憶。相反，我們生活在一個「少了兩大（G-Minus-2）」的世界裡，這兩個霸權國家沒有提供金德爾伯格式的全球合作公共財，而是採取恰恰相反的行動。

可以理解的是，發展中國家已開始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全球經濟體系將會發生什麼？目前的制度能夠維持足夠長的時間，使人類繁榮昌盛嗎？人類如何度過下一輪的全球動盪？當兩個主要的全球要角正在破壞多邊主義和維持多邊主義的機構時，談論合作有意義嗎？

儘管兩國被不休的爭吵所消耗著，中美迄今尚未就這些問題提供任何答案。

非洲有一句古老的諺語說「大象打架，草皮遭殃（when the elephants fight, it is the grass that suffers）。」如今，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在懼怕。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G-Minus-2 Threa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