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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坎坡

 

●哥倫比亞央行理事

●UN經濟社會發展政策委員會主席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7月是布雷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簽署75周年，就是這份協定設立了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對IMF而言，這也標誌著挑選一位新的總幹事接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過程的開始，拉加德在接受歐洲央行行長的提名後已辭職，現在則是重新思考IMF全球作用的最佳時機。

IMF縱貫其整個歷史所起的最積極作用是，在國際收支危機期間向各國提供關鍵的財政支援，但這種支持所附帶的條件卻往往引發極大的爭議。特別是，IMF在20世紀80年代要求拉美國家、20世紀90年代要求東歐和東亞所實施的政策，都使IMF專案背上了恥辱的駡名，到現在還仍引發人們的反感。

可以說，IMF專案所帶來的衰退影響相比前布雷頓森林（pre-Bretton Woods ）體系所實行的黃金標準調整可以算得上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即便如此，IMF的下任總幹事也必須監督保證像 2002年至2009年期間所發生的那樣持續地審查和簡化援助條件。

IMF透過協助強化全球宏觀經濟合作做出了另外一項寶貴貢獻。

事實證明，這在動盪期間尤為重要，包括在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制度之後的20世紀70年代，以及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IMF還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領導了黃金非貨幣化進程。）

但IMF卻越來越多地在宏觀經濟合作中擔任次要角色，哪怕IMF已提供了包括對全球宏觀條件分析在內等不可或缺的支持，許多合作往往還是由主要經濟體所特設的組織（包括10國集團，7大工業國集團，以及20國集團）來領導，然而不僅僅是X國集團，IMF應當發揮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主要論壇的作用。

與此同時，IMF應當推動設立貨幣合作的全新機制，包括區域內和區域間儲備基金。事實上，未來的IMF應當成為此類基金網路的中心。這張網路將成為支撐全球金融安全網的基礎，對國際貨幣事務的探討中，全球金融安全網的作用也越來越突出。

IMF也應當為審慎處理國際資本流動而受到讚譽。

布雷頓森林協定致使各國逐步減少對貿易和其他經常帳戶支付的控制，但卻不包括資本流動。迫使各國放開資本帳戶的嘗試於1997年遭到了失敗。而且，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IMF建議採用特定的資本帳戶監管作為管理外部融資繁榮和蕭條的宏觀審慎工具。

某些IMF舉措雖然重要，但卻遠沒有達到應有的作用，比方說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

這是創設於1969年的唯一真正的全球貨幣，儘管特別提款權在包括2009年在內的重大危機期間在創造流動性、及補充成員國官方儲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項機制仍遠未得到充分的利用。

IMF理應更積極地依賴特別提款權，特別是在自身的借貸專案領域，將尚未使用的特別提款權視作向相應國家提供貸款的「保證金（deposits）」。這一點在因為危機爆發而導致資源需求大增時更顯得尤為重要，因為這將有效推動IMF像各國央行在危機期間所做的那樣「印鈔（print money）」，只不過是在國際層面。  

上述措施還應當與新貸款工具的創設相匹配，上述過程的基礎應當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正如IMF工作人員（以及20國集團全球金融治理知名人士小組）所提出的那樣，IMF應當在危機期間設立以短期貸款為目的的貨幣互換。

發達國家央行常常設立雙邊互換機制，但上述機制往往會將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排除在外。

還有些IMF舉措經歷了徹底的失敗。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年至2003年，由於美國和部分主要新興經濟體的反對，試圖就主權債務解決機制達成一致的努力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可以肯定，IMF在主權債務危機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定期分析危機國家的償債能力，並就他們對不可持續的債務進行重組提出建議。但議程中仍需要重新納入債務解決機制。

最後，IMF需要推行野心勃勃的治理改革。

最重要的是，在於2010年得到批准但卻僅在2016年剛剛生效的改革措施基礎上，IMF應當確保配額和投票權制度能更加反映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為此，IMF必須結束僅任命歐洲籍總幹事的做法，就像世界銀行必須開始考慮任命非美國公民。

拉加德的離開代表了一個讓IMF走向更加包容和有效未來的黃金機遇會，若能抓住這個機會，得到的不只是一位新的總幹事。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 Reform Opportunity for the IMF》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