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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伊

 

• 哈佛大學教授

• 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助卿

• 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與巧實力（smart power）論述

近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提名雷克里夫（John Ratcliffe）接替柯茨（Dan Coats）擔任國家情報總監。雷克里夫是一位黨派立場鮮明，卻缺乏國際經驗的國會議員，川普此舉無疑敲響了美國情報政治化的警鐘。

最終，在兩黨一致反對下，川普被迫撤回這項提名。

但此舉背後的問題仍然存在：權力會破壞真相嗎？總統需要一個可信賴的情報總監，但政府其他成員能否信任其在權力面前依然堅持說真話？就像在柯茨在俄羅斯、伊朗和北韓等問題上堅持專業，與總統意見相左一樣。

因情報失誤而付出昂貴代價的例子並非只有美國。

1940年，法國沒有預見到德國對阿登（Ardennes）的進攻；1941，希特勒進攻蘇聯，讓史達林措手不及；1973年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的爆發，對以色列來說也是事出意外。

因情報機構指出俄羅斯干預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而讓川普感到震怒。他常常以情報部門未準確評估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來證明自己對情報工作的否定乃是有理有據。

許多兩黨議員也曾指責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撒謊，以及向情報系統施壓，要求杜撰情報，證明自己決意進行的戰爭是正當的，但實際上情況相當複雜，要想瞭解在權力面前說真話的問題，就必須先破除這些迷思。

美國武器檢查員凱伊（David Kay）後來針對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指出：「我們幾乎都錯了。」甚至聯合國首席武器核查官、瑞典外交官布里克斯（Hans Blix），也說他認為伊拉克「擁有違禁品」，法國和德國反對伊拉克戰爭，也並非基於有關武器的不同情報評估。但美國（和英國）的情報失誤則囊括三個層面：收集、分析和公示。

要收集伊拉克的情報相當困難。海珊（Saddam Hussein）是一名獨裁者，他製造恐懼的方式包括殺害向外界洩密的人。他的女婿曾於1995年透露海珊正在部署生化武器計劃，也難逃被殺害的命運。美國和英國在伊拉克幾乎沒有可靠的間諜，他們有時只能報告間接獲知、但未親眼所見的情報。

1998年聯合國核查人員被驅逐後，美國便失去了這一公正的人類情報（human intelligence）來源，轉而採用伊拉克流亡者的汙點證詞來填補情報空白。當然，這些流亡者都有自己的企圖。英美兩國都未曾進入海珊的核心圈，因此沒有機會獲取直接情報，來揭開這個最大的謎團：如果海珊沒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什麼要一直假裝有呢？

美國的情報分析也相當薄弱。

分析人士固然誠實，但由於缺乏有關海珊想法的情報，他們容易落入「鏡像思維（mirror imaging）」的陷阱，也就是認為海珊的反應會和我們（或者說，任何「理性的」領導者）一樣。但相反，海珊覺得自己在國內和特定地區的權力，依賴於他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聲名。此外，由於分析人士早先犯過相反的錯誤，他們更有一種矯枉過正的傾向。　

第一次海灣戰爭後，聯合國核查人員發現海珊開發核武器的意圖，比分析人士所判定的更甚。分析人士決意不再低估海珊，但又過度高估了他的動機，並且由於「9·11」恐怖襲擊事件，矯枉過正的程度又更為加深。　

在實際情報工作中，我們應當透過各種分析手段來挑戰這種主導性的心理框架或「群體思維（groupthink）」。例如指定故意陳述反對意見的「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s）；透過「紅隊演練」（red teams）挑戰情報機構作出的普遍假設，發想其他可能性；或者要求分析人士發問，哪些條件改變會導致分析結果有誤。

不過從各方面來看，實際工作中很少採用這些分析和演練手段。

而政治又扮演著什麼角色？布希政府沒有命令情報官員撒謊。他們也確實沒有撒謊。但政治壓力即便並未直接破壞情報，也可能以某種方式微妙地扭曲人們的注意力。

正如一位睿智的老兵向我解釋的那樣：「我們有大量證據表明海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還有一小部分證據表明他沒有。但所有激勵措施都讓人集中關注大量證據這邊。我們沒有在證據較少的可能性上花足夠的時間。」

向（以及由）政治領導人呈現情報的過程亦存在缺陷。

例如，很少有人警告說「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s）」這個術語將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混為一談，實際上這三類武器具有截然不同的特性和效果。

2002年，美國《國家情報評估報告》（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以海珊採購鋁管為證據，主張其正在重建核計劃，但能源部的專業分析師曾提出反對意見。不幸的是，他們的異議埋沒在一則註腳中。在提交給國會的執行摘要（executive summary）及解密的公開版本中，這條註腳（連同其他警告事項和限定條件）遭到刪除。

在政治壓力之下，版本間的細微差別便容易受忽略，事實上，反對意見理應在報告正文中公開討論。

政治領導人不應為情報分析上的失誤而受到指責，但是當他們超越情報的事實依據，向公眾誇大其詞時，他們就應當被究責。美國前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稱海珊「毫無疑問」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布希也斷然表示，有證據表明伊拉克正在重建核計劃，這些言論無疑忽略了情報報告中的疑慮和警告。

在民主政治中，對情報體系的信任與否歷經循環往復的過程。冷戰期間，情報官員常常被視為英雄。越南戰爭之後，他們又成了惡人。民眾在「9·11」事件後重新認識到，國家具備良好的情報體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美國情報機構未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又再次引發民眾的質疑。而川普也利用這起失誤來掩蓋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的問題。

下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必須學習的教訓已經相當明晰。

除了統籌預算、協調各機構等行政任務之外，還必須監控情報收集技術，堅持嚴格使用不同技術分析同一情報，並確保謹慎向政治領導人和公眾呈現情報。

最重要的是，國家情報總監有責任在權力面前堅持說真話。

（翻譯：孟修然，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Speaking Truth to Powe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