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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聯濤

 

 ●香港證監會前主席

 ●現為中國清華大學兼任教授

肖耿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自1997年7月1日中國重新獲得對香港的主權以來，香港在經濟上始終繁榮，但在政治上卻陷入了困境。

現在，世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已然被抗議活動所吞沒，抗議活動阻礙了道路，機場癱瘓，有時甚至陷入暴力之中。然而，除了獨特的一國兩制問題，當前的混亂應該被視為資本主義制度未能解決不平等問題的先聲（a bellwether）。

在危機時期，情感很容易壓倒理性，同時產生戲劇性和欺騙性的敘事，正如香港立法會議員張超雄（Fernando Cheung）所說，這種傾向可以透過媒體報導體現，這種報導把騷亂視為象徵專制與民主間更廣泛的全球鬥爭文化衝突，甚或「兩種文明間的鬥爭」。

這種敘述往往將「民主」視為改善福利的同義詞，正如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承認的，集權的專制制度可以帶來優於分權低效民主制度的經濟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如張超雄這般的人便可在國際舞台上自由批評中國政府。

那些認為中國政府將採取以軍事鎮壓行動的人忘記了孫子的格言，「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中國政府很清楚，如果香港成為政治或意識形態的戰場，和平與繁榮將在城市和中國消失殆盡，鑑此，中國願意竭盡全力維護構成對香港主權統治基礎的「一國兩制」安排。

中國政府不願意做的，是考慮城市的獨立性，就如父母處理一個沮喪的少年一樣，中國認為當前的動盪是必須內部解決的家庭問題，部分香港示威者呼籲像美國這樣的局外人進行干預不僅沒有幫助，他們可能無法理解美國在中美洲、中亞等地全球「民主建設」努力的長期破壞記錄。

現實狀況是，香港已在中國統治下運作法治和選舉民主了20餘年，成為一個活生生的實驗。

香港在世界司法項目法治指數中排名第16位，僅次於日本，排在法國（第17位）、西班牙（第21位）和義大利（第28位）之前，然而，在選舉民主方面，香港仍存有重大挑戰，但卻與中國無關（下文將解釋）。

香港人民遭受挫折的卻經常遭忽視的主要因素是不平等。

香港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 ，0代表最大平等，1代表最大不平等）現為0.539，是45年來的最高水平，相較之下，世界主要已開發經濟體的基尼係數最高為0.411（美國）。

這種不平等在住房方面最為明顯。

香港的人均住宅面積僅為172平方英尺，上海則為387平方英尺，此外，雖然近45％的香港居民仍居住在公共租賃或補貼住所中，但90％的中國家庭已擁有至少一個住所。

然而，儘管財政儲備超過1.2兆港元（約合新台幣4.8兆元），正因為示威者非常看重的選舉政治，才讓香港特區政府未能解決不平等問題，目前，香港的立法會（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成員透過比例代表制的複雜程序選出，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過於分裂，無法達成共識。

由於中國無法在香港推動艱難的改革以說服既得利益者，因此立法會也容易受到房地產開發商的影響，急於阻止降低房價的措施，例如土地分配更多公共住宅。

據報導，部分公司直接或透過空殼公司囤積大量未使用的農村土地，正是為了炒地皮。

香港的示威者認為意見被淹沒了，但是卻是香港自己的菁英，而非中國政府，自己打敗自己。來自社群媒體和免費（雖然是對抗性的）通訊軟體發出的訊息，更凸顯香港領導人與民眾的完全脫節，示威竟讓特區政府感到意外。

這意味著，除了解決高房價等具體問題外，香港還需要重新開放公眾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溝通管道。

這並不容易，尤其是因為抗議運動缺乏明確領導者時，但是，在實施必要改革的同時，還需要就社會如何前進達成共識，確保政府的合法性。

香港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從這些動蕩中恢復，但從北京到香港的所有中國人都知道，不會有「快速解決的方案、或決定性的戰鬥（no quick fixes or decisive battles）」。

進步是一系列永無止境的小步驟，許多步驟必須在困難的條件下進行，成功的唯一途徑是謙虛、耐心、智慧和命運共同感。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Hong Kong’s Real Problem Is Inequalit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