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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賢

● 南韓智庫研究員

慕尼爾

● 孟加拉恐怖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薇許瓦娜

● 印度智庫Kubernein Initiative創辦人

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國家擺脫了過去數年的戰爭紛擾、幾世紀以來的殖民統治，美國迅速擔起維護亞洲區域安全的責任，與其在亞洲的同盟國家如菲律賓、澳洲、日本、南韓、巴基斯坦等國家簽署雙邊的防禦條約，並建立貿易上的優惠和投資關係。

自此的數十年，亞洲地區憑著開放的貿易、投資方的進駐和多邊合作關係，取得了極大的發展優勢，也因而成為領導全球貿易的中心。

然而，隨著近期地緣策略和經濟發展，1945年後的多邊秩序觀受到質疑，亞洲地區也因此蒙上了不確定因素。

首當其衝，便是美國在現任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帶領下，逐漸退出國際舞台，或嚴格來說，是撤出亞洲（retreating from Asia）。更甚者，中國卻選在美國退出的同時，挑戰許多亞洲國家領土的完整性，以及亞洲地區自由開放經濟的要旨。

鑑此不確定要素，推動區域內的和平和繁榮事不宜遲，亞洲地區的民主政府應將其列為優先考量，並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形成更緊密的多邊合作關係。　

事實上，亞洲國家的領導人都十分清楚，美國的撤退和「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c）」的區域秩序觀將會衍生出諸多挑戰，然而，不少嘗試從本地打造亞洲多邊主義的行動，都顯得過於零星和破碎。

爭取已開發的民主國家如澳洲、紐西蘭、日本的支持，以及擁有印度、南韓和其他新興力量的熱情響應，將是前述努力能否獲得更多重視、認同的關鍵。

對亞洲國家的領導人來說，重要的是要避免傳達出，「如此緊密的多邊合作主要是針對中國而來」的印象，即便這樣的倡議能平衡中國企圖成為區域霸主的作為，但是對抗性的手法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舉例來說，亞洲和其他地區的民主政府，都十分關注中國的大規模跨國基礎建設投資計畫「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他們擔心和中國合作的政府將需承擔高額債務，以及當地勞動條件遭受漠視，也擔心會出現犧牲當地居民，以給予中國投資者優先待遇的情形。

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所提供的金融援助、給予的好處，時常是建築在民主制度高度重視的自由價值之上。　

然而，勸阻各國政府參與一帶一路不應該是該採取的方向，相反的，參與合作的國家應嘗試從計畫內部塑造主動積極的形象，才能確保一帶一路計畫會遵守國際間的規範和原則。

同樣的，亞洲國家的政府也應運用他們共同的影響力，推動一套以民主和規範為基礎，並涵蓋國家信奉的價值和偏好的制度的秩序觀。

在這方面，過去已有美國加入並提倡亞太地區多邊自由貿易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下文均稱TPP），便曾被視為極有潛力成為平衡中國崛起時展現不自由面向的利器，然而，川普政府的首波官方行動之一，便是在2017年1月全面退出TPP。

振奮人心的是，即便缺少了美國，TPP剩餘的成員國仍在日本的帶領下，迅速建立了《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下文均稱CPTPP），這個全新的集團應努力爭取如南韓、印度等其他大型區域經濟體的加入。　

藉由提供民主自由國家一個更透明、能負責、有延續性的管道去實踐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拓展後的CPTPP，極可能成為有效平衡中國方面行動的力量。此外，透過亞洲國家間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也能幫助減輕中美競爭對亞洲地區較小經濟體的影響。

CPTPP也是亞洲國家的政府間共同承諾解放貿易和整合經濟的證據。

除此之外，許多彈性的「極少邊（mini-lateral）」組織的成立，例如在次區域層級推動良好國家治理和自由市場的「東協10＋3（ASEAN Plus Three）」、「環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與經濟合作倡議（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均促進了地區內貿易自由化的發展。

在全球經濟多邊主義深陷危機的情況下，前述小型組織和大型區域組織的存在，提供了一些值得吾人歡欣鼓舞的理由。

隨著美國撤出亞洲、中國威脅著要控制整個區域，亞洲民主國家更需要強烈維護彼此共同的利益，CPTPP的成立便是個好的開始。

然而，想建立起蓬勃發展的亞洲多邊秩序，將需付出遠比現在更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承諾。

（翻譯：王芝怡，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sia’s Multilateral Balancing Ac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