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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斯科

 

● 智利前財政部長

● 任教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

阿根廷的經濟再次落入惡性循環當中：高度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率低落、披索（peso）幣值下貶至原先的1/3。民眾爭相湧入當地銀行提領現金，國家也即將面臨債務拖欠的困境，看著阿根廷陷入財政兩難，全球民眾不禁慨嘆：這次不是應該有所改變了嗎？

改變在過去是有的，阿根廷總統馬克里（Mauricio Macri）在2015年12月正式就職時，外界對他寄予了高度期待，馬克里當時雇用了由技術官僚組成的豪華陣容，並對國家經濟改革立下許多豪言，在經過裴隆（Peronist）政府多年的貪污腐敗、治理不善後，現階段的阿根廷只能力求向上。

然而，政府近幾年不僅花費甚鉅、收稅過少、大量舉債，且無法約束自身的貨幣政策，也因此當局在阿根廷大規模的市場恐慌下漸漸喪失民心。

馬克里在2019年10月27日總統大選可能失利的原因在於，他依舊沒有從裴隆政府身上學到教訓、犯下了同樣錯誤。對馬克里個人政治生涯而言，這可謂是相當令人失望、災難性的結局了。

在就任當時，馬克里曾就財政方面提議，要在4年任期內將他所接收的巨大財務負擔分期還清。

政治評論指出，相較於20世紀近30年來的激進右翼政府，馬克里組建的政府應該與之有所區別；經濟評論家則認為，有鑑於國家當時負債「輕微」，政府能夠透過舉債加速轉型步伐（阿根廷在2001年就曾未履行將近1000億美元的債務，是世界有名的賴帳國）。

以上兩種論點似乎都有相當可行性，而市場參與者也樂得跟隨其後，但時至今日，我們曉得當初狀況並非那麼樂觀。

曾於2015年至2018年間任職阿根廷中央銀行行長的施圖爾辛格（Federico Sturzenegger）在他近日發布的報告中指出，政府公債在合理計算下，應由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2%大幅調高至40%，這其中包含政府將社會保障系統國有化後，必須解決的那些沒登錄在案的養老金負擔，這些多餘的支出進一步擴大央行的資產漏洞，累積了高達930億美元的負債。

然而，在馬克里上任後的2016年，國家的財政赤字不降反升。政府雖刪除掉一些能源補貼，但也同時對出口商、小企業、中產階級進行減稅，並增加養老金，更在與地方政府的長期稅務爭議中，因高等法院的不利判決損失大量資源。

若是不計入稅務赦免的短期營收的話，阿根廷的主要赤字從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8%上升至2016年的5.2%。馬克里政府一直到2019年初仍保持原先的財政政策，只進行微幅調整，但到了那時早為時已晚。

為解決越發擴大的財政赤字，政府只能向國外舉債。

當中央銀行想盡辦法阻止私人投機資本流入時，財務部卻從國外捧回大把鈔票，之後的結果可想而知：阿根廷的匯率長期以來一直被外界高估，然而卻鮮少有新的投資資金流入出口部門。

在穩定物價方面，阿根廷政府跟隨老祖宗的智慧、迅速採取以計劃性通膨的制度，施圖爾辛格在報告中強調，在他任內核心通膨（core inflation）一直處於下降趨勢，但整體通膨（headline inflation）卻呈現高度動盪的跡象，反映了大型公共建設價格攀升、匯率極度不穩的事實。

儘管度過通膨後使得匯率、價格略為下降，但基本仍維持在高點，每當阿根廷再次錯失整體通膨目標時（這種事經常發生），政府公信力就又一次遭受打擊。

在通膨相對低的國家，有計畫的通膨政策普遍能達到良好效果，但在這方面相當成功的國家如智利、以色列、波蘭等國，一開始仍會結合貨幣掛鉤（currency peg）、雙重匯率制（dual exchange rates）、收入政策（income policies）等作為保險。

然而，阿根廷當局由於20年前一對一貨幣掛鉤的慘痛經驗，將這項政策排除了；而若要落實收入政策，則需要支付被視為政敵的工會老闆相對的談判價錢及工資。但對於在慣性通膨、價格與匯率呈現負反饋循環（feedback loops）這兩方面都擁有悠久歷史的阿根廷而言，這些政策對國家的經濟仍是利大於弊。倘若決策者除了仰賴利率調控之外，還能輔以其他政策，將能加速阿根廷經濟的反通膨（disinflation）效應。

此外，有計畫的通膨若要成功推行，也必須仰賴謹慎的財政政策、央行高度自主權，而正如施圖爾辛格在報告中所指出的，阿根廷當局這兩項先決條件皆未達標。2017年12月，馬克里政府的執法者對行長施圖爾辛格施壓，要他調高央行的通膨目標，並在幾周後兩次調降利率，先後共累積調降250個基準點。

這是馬克里政權崩毀的前兆，當其他通膨國家逐步放寬通膨目標時，他們無須像阿根廷一樣受到經濟疲軟的潛在情況、受限的政府公信力所苦。

阿根廷政府的一系列錯誤施政導致大量投資者紛紛撤資、披索大幅貶值，且使得國家風險範圍遽增，因為政府公債以美元為基準，當阿根廷匯率由1美元兌換20披索狂貶至40披索時，阿根廷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也在一夕間翻倍，很快地，阿根廷就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申請財政紓困。

2017年年底面對選舉，馬克里也失去他慣有的冷靜，他和他的聯盟「一起改變（Cambiemos）」在當年10月的立委及州長選舉大勝裴隆正義黨（Peronist Justicialist Party），且拿下了一直以來的裴隆根據地布宜諾斯艾利斯市（Buenos Aires Province）。

這是政府當局重新整頓財政、追求反通膨的最佳時機，然而由於不知明原因，馬克里反威脅央行進行完全不合時宜的貨幣寬鬆政策（monetary loosening）。

另一件未解的問題在於，馬克里那些接受高度訓練的技術官僚竟然過了那麼久，才敲響政府財政鬆弛、債務過度累積的警鐘，數字一直擺在那，但就是沒有人提出來。市場也一直對現況感到滿意，直到事情開始急轉直下為止。

事情的走向大可不必如此，當馬克里採取非激進的改革時，他手中握有比想像中更多的政治資本，即使公共建設價格已突破天際、通膨維持高點、經濟成長遲緩，仍有大批選民在2017年選舉支持他的聯盟。

馬克里本可以緩慢且大量地運用政治資本進行財政整頓、養老金改革，且平等處理如人權及墮胎等議題，身為曾宣稱是自由主義奉行者的一國元首，馬克里本該在這方面展現更大刀闊斧的決心才是。

然而很遺憾地，他錯失了這百年一見的機會，對阿根廷人民來說，若想再遇到這麼有利的局勢，或許得等到下一代才能得見了。

（翻譯：高振嘉，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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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Argentina’s Recurring Nightmar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