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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

 

● 中國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

●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中國成為先進富強國家的目標時鐘設定在2049年，這一年也是新中國成立100年。

這意味著中國要為未來30年的經濟發展尋找到確定的道路。作為未來旅行的第一步，中國政府需要看清楚經濟在過去40年的成功靠了什麼，更要弄明白這個經驗和模式未來是否管用。

過去40年的中國經濟成長模式毫無疑問是成功的，它在出口和收入上取得了連續數十年的超常成長，作為一個巨大的國家，這是不多見的。由於快速的經濟發展，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8%上升至2016年的57%，平均每年新增了1000多萬的城市人口。

得益於快速的經濟發展，中國的貧困人口規模從1985年的1.25億人減少為2016年的5000萬人，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2020年，中國將宣佈全面消除貧困。

中國過去40年經濟發展的成功是建立在吸取先前30年教訓並糾正錯誤政策上。

鄧小平深知毛澤東時代教條主義、集權計畫體制的致命後果，不切實際和違反自身比較優勢的發展模式，讓中國喪失了作為可透過貿易、投資更多學習先行者技術的機會。

從50年代後期毛發起不斷的政治運動，特別是經歷長達10年的狂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更是對經濟活動造成持續的衝擊，中國經濟幾乎到了崩潰邊緣，1977年底，根據當時國家計委的估計，「文革」十年造成的國民收入損失約為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目相當於建國30年間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更重要的是，那30年儘管中國在極少數尖端科學等方面依然取得成就，但它並沒有讓普通中國人擺脫貧困。

85%的中國人生活在與城市隔離的農村並且解決不了溫飽，到197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水準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沒有達到，差不多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之下。

如果不能解決吃飯問題，鄧小平寧願放棄那個被描述得十分美好的理想，他極力宣導一切要「實事求是」，據說，這四個字來自毛澤東家鄉擁有千年學府美譽的嶽麓書院大門。

從這麼一個起點開始，鄧小平決心放棄不切實際的趕超戰略，向更加務實的發展模式轉變，加之推行市場化的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在過去40年裡逐步走上了一條靠出口引領的快速工業化軌道。

創造條件並鼓勵利用外資來帶動那些擁有潛在比較優勢的部門，讓更多的勞動力參與其中，將其快速轉變成有全球競爭優勢的領先部門，實現了小步快跑的持續的結構變化、資本積累和生產率成長。

在此過程中，中國努力改革其經體制去適應成長和結構的變化，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把中國從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轉變成在製造業上具有全球競爭優勢的開放經濟。

把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歸因於過去40年的改革和開放當然是對的，但是，作為工業化的後來居上者，中國真正的成功之處在於把握住了向先行工業化國家和先進經濟體的學習機會，並利用這些機會來充分挖掘其作為後來者的優勢，快速推動本土的工業化和經濟轉型。

這使中國即便作為一個大國，仍然擁有了超常的貿易依存度。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在1975年至1979年間，中國貿易依存度是有記載的120個經濟體中最低的，而到1990年至1994年，這一比例上升至36%，到2007年超過60%。

對經濟學家而言，一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大國有這麼高的貿易依存度的確是不尋常的現象。

實際上，中國較高的貿易依存度反映了由境外直接投資（FDI）主導的加工貿易比重較高的事實，在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大多數時間裡，由在中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主導的加工貿易占了中國貿易額的一大半，貿易過度依賴FDI的現象在印度和東亞其它高成長經濟體中未曾有過。

而且，與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中流行本土企業的「進料加工」不同，由於本土企業技術裝備落後並缺乏足夠的技能，在中國設立深圳特區和整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加工出口中，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多為「來料加工」，甚至設備也由外商提供，本土企業僅賺取微薄的加工費。

一直到進入90年代之後，進料加工在中國出口中的比重才慢慢高過來料加工。

這個現象有助於說明中國在經濟起飛之初願為學習先行者的技術和經驗而付出學費的決心。在那時，依然存在著諸多制度扭曲和對私人企業的金融歧視，限制了中國本土企業參與國際生產的能力。

如果不是「過度」利用外資，中國那時不可能逾越這一障礙參與到全球鏈條中，所以也許應該把中國過度利用外資視為中國的參與全球價值鏈。

這個不斷積累資本、經驗和技能的學習過程在上世紀90年代之後顯然被加快了，由於上海浦東的開發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開放，中國在政策和法律上加強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鼓勵，本土企業被鼓勵與外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

這一做法不僅促進了加工出口，而且借助於來自香港、臺灣、日本、南韓和歐美發達國家持續的在中國的投資，中國更快參與了全球生產鏈，也正由於本土企業在學習中的進步，儘管加工出口依然佔據中國出口的半壁江山，但進料加工開始逐步取代來料加工的地位，使中國從所謂的血汗工廠（sweatshop）快速走向了全球的製造業中心。

中國在參與全球化中所獲得的快速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事實還可以從以下變化中得到反映，即過去15年，中國的製造業出口對外資的依賴已經顯著減弱了。

就在大約2010年當中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而居全球第二的時候，中國經濟的增速也開始放緩直至今日，放緩得如此持久，是自1978年中國進入快速成長時期以來從未有過的。

觀察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份額的變化（巧合的是，這一比例的下降也發生在2010年）以及諸多出口品的全球份額的高峰，加之製造業增加值在GDP中業已達到極高的比重，完全有理由判斷這個成長放緩是長期的現象，它提醒，即便全球經濟格局穩定，由於向高收入國家的收斂以及學習效應的顯著減弱，中國經濟也不可能繼續維持之前的成長。

過去這些年中國已經在努力做出政策調整以應對經濟的長期放緩。

首先是承認未來的中低速成長趨勢並下調未來的成長目標以避免誤判；其次是控制信貸成長速度，抑制資產部門能的膨脹，防止債務和金融風險發展到不可收拾；還有就是鼓勵網路經濟等新興業態的發展，創造新的就業以彌補傳統就業的萎縮。

在2018年初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後，中國領導人更強烈地認識到發展科技企業的緊迫性，同時加快了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開放進程。

但這些還不夠。未來30年，中國需要真正轉變其成長模式以把收入成長潛力的釋放與國內巨大的需求市場銜接起來。為此，中國不僅需要把生活在城市的人口規模擴大2億至2.5億人，更重要的是，鼓勵人口自由流動以確保更多的人口聚集到那些交通便利和經濟更發達的大都市和都市群中。

這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巨大空間優勢。

讓國內市場更多支撐經濟成長的另一個途徑是更多開放市場准入，提升服務業的競爭力並對經濟成長有更大貢獻的最有效方式，是讓受保護的服務業向市場投資者開放。

這對被排斥在准入門檻之外的中國民間企業尤為重要，在很多服務業領域，中國僅承諾向外資的開放還是不夠的，還要真正確保競爭中性原則得到履行，使本土民間企業受到公正的待遇。

不僅僅在金融、通訊、運輸等服務業，民間企業受到的無形歧視在製造業同樣存在。

一個壞信號是，過去10年中國本土民間資本的設備投資意願下降顯著，結果是，更多的政府投資項目和更多的國有企業受到鼓勵，從而更多的信貸流入生產率過低的部門，不僅惡化了投資的回報率，而且讓金融體系變得脆弱。

這必然為放緩的經濟成長增加巨大的風險。

過去40年，中國出口引導的成長模式之所以能成功，不僅因為作為出口主力軍的中國民間企業善於學習，而且它們在全球主要市場上不受市場歧視和限制，這也是民間企業更多選擇為出口而生產的原因。

未來3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要寄託於國內巨大的市場規模潛能，政府就必須掃清那些阻礙民間企業擴張的制度障礙，給予本土民間企業家充分的創業、創新與融資自由，更大的市場准入。

這是中國未來成長的源泉從模仿、跟從到自主創新轉變的關鍵。

鑑此，中國領導人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重啟結構改革對實現百年目標的迫切性，更不能低估公平對待民間企業家所可能釋放的創造性能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How China Can Reach its Centennial Goal》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