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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克文

 

● 澳洲前總理

● 紐約亞洲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席

世上鮮有國家會像澳洲一樣重視全球暖化議題，但是澳洲當前由保守派掌權的政府，卻拒絕針對極端氣候採取所需的行動：成為國際社會中盡責的一份子，與各國共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與之相反，澳洲（澳洲）人民正在坐享世界各國共同努力的成果。

儘管資產總值高達2.4兆美元的投資者們近期已保證會在2050年前將資本轉向「碳中和（carbon-neutral）」的投資組合，澳洲政府仍拒絕聆聽國際商界的請求。

與政府當局相比，澳洲軍事領導層明顯更與時俱進，不但密切關注氣候變遷對全球安全的威脅，也清楚意識到該區域由於接連不斷的救災任務，壓力也驟然倍增。

政府當局也忽視公眾輿論的壓力，尤其是來自年輕世代的聲音，許多年輕族群都相當擔憂國家未來的前景。　

根據澳洲全國性科學機構「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統計，澳洲平均氣溫已從1910年上升近1°C，某些地區的年終雨量從1970年代至今減少近20%，澳洲農民面臨的乾旱時數增長20%，森林大火的好發季節也相對延續更久、程度加劇。

天災所導致的經濟損失已來到驚人數字：據德勤經濟研究所（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統計，澳洲在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間因天災共計損失高達1820億美元。

預估在2100年前，海平面會上升近1公尺（約39.4英吋），並威脅到共計3萬5000公里（約2萬2000英哩）的沿海公路及鐵路建設。天災不僅造成民眾傷亡、毀壞屋宇、影響人民生計，同時也迫使港口封閉、榨乾保險公司資源、破壞食品生產機制，也讓政府預算徹底走向失控局面。

相對而言，如果國家能夠朝向更加節能永續的未來邁進，將會成為澳洲景氣復甦的契機。

澳洲大量的天然氣儲量將會是比煤炭、石油更優質的潔淨能源；境內日照充足的土地擁有太陽能發電的龐大潛力，發電成本也相較前幾年下降許多；風力發電也是同樣道理，澳洲狹長的海岸線、不規則的腹地都是風力發電的有利條件。

澳洲的科學家、研究人員、再生能源的企業家們都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足以推動這一系列的能源政策。

自從我所隸屬的澳洲工黨（Labor Party）於2013年下台後，澳洲的碳排放量不減反增，全國碳足跡每年平均增加1%，以2005年的碳排標準而言，澳洲在2030年前每年的碳排增加幅度將有機會到達8%。

諷刺的是，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預估，佔全球碳排總量60%以上的約60座國家（包括中國），在2030年前都將超過碳排放巔峰期。

單憑這項證據就能打臉那些澳洲保守黨分子，他們成天主張澳洲不應減少碳排，只因中國也沒盡到大國義務。

2015年澳洲保守黨政府提出了「在2030年前減少26-28%碳排」的國家減碳目標，但最後卻證明是政客的騙人伎倆。

時任澳洲總理的艾伯特（Tony Abbott）提出前述減碳政策，是為了效法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提倡的「在2025年前減碳26-28%」目標。

艾伯特對外謊稱他的目標「與美國如出一轍」，但他很清楚歐巴馬的理想更加宏大，若減碳目標持續推行至2030年，美國碳排總量預計將大幅降至41%。艾伯特與媒體大亨的同謀梅鐸（Rupert Murdoch），則透過手下的媒體新聞報導加深這項假政策的可信度（儘管梅鐸本人是全球暖化的否定論者）。

儘管現在來看，該減碳目標的實際價值貶低了不少，澳洲當前保守派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卻靠著具爭議性的會計政策達成該目標，透過使用所謂的「結轉額度（carryover credits）」機制將澳洲多年前在《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超額達成的減碳量納入使用，然而，這些減碳成果卻都是在澳洲工黨執政時期達成的。

如果澳洲政府對全球暖化議題負起更多責任，政府當局本可以達成什麼成就呢？以下列出5點具體想法。

第一，澳洲政府本可對2015年減碳目標進行適當審查，這符合《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的精神與主旨。倘若政府推出的水力發電方案「雪山2.0（Snowy Hydro 2.0）」並非過度吹捧，而是真如提出者所言如此具有發展潛力，以國家宏大的野心投入建設應不是什麼問題。

其次，澳洲政府本可不使用《京都議定書》的結轉抵免機制。正由於政府變相操作的投機手段，澳洲也受到太平洋鄰國唾棄，並在國際上遭受各國大肆撻伐。

第三，澳洲政府本可按照《巴黎協定》的建議，擬定長期去碳化政策的時間表。有鑑於政府2020年將展開這項計畫的承諾，可以猜想當局目前應已取得了不小進展。

第四，作為政策施行的一部份，澳洲政府本可以致力在2050年前達成零碳排目標，然後慢慢增加排放量。英國、紐西蘭和其他60個國家（及澳洲3個省份）都是成功的例子。

第五，澳洲本可跟隨英國、法國及其他成員的腳步，透過金援協助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去幫助開發中國家，而非僅是將舊有承諾重新包裝，這麼做將使得發展中國家負擔加劇，逼使他們向澳洲尋求金援，而非向單一國際金援機構尋求援助。

遺憾的是，澳洲政府不僅沒能做到上述幾點，還對澳洲當前面臨的氣候災變冷眼旁觀，他們忽視了農夫收成的艱辛、大堡礁珊瑚日漸白化的危險，並放任天災肆虐村莊、奪走人命。

身為反對派的澳洲工黨，則在2019年5月的選舉失利後檢討自身的氣候政策，儘管遭受極右派、偽左翼的雙重抨擊，工黨的反省行為是合乎常理的。

極右派對氣候行動根本不感興趣，作為偽左翼的澳洲綠黨（Green Party）則是總與國家利益處處作對，每位澳洲人民都記得當初正是因為綠黨加入保守派陣線，才使得工黨政府主導的排汙交易計畫（emissions-trading-scheme）在參議院內被迫中止立法。

如果當初他們不這麼做，也許澳洲現在已實行逾10年的碳定價（carbon price）政策，且朝著低碳社會的理想穩定邁進。

無論是政府也好、氣候環境也好，澳洲人民都值得更好的一切，澳洲新興世代乃至全世界人民亦如是。

（翻譯：高振嘉，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Unsustainable Australi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