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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斯科

 

● 智利前財政部長

● 任教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

至少19人喪生和受傷、6個地鐵站被炸彈襲擊、數百家超市遭到破壞和搶劫、境內市中心最大的火力發電廠總部燃燒著熊熊烈火，一個人口近700萬人的城市陷入癱瘓，政府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陸軍在街上巡邏、實施宵禁。

整體來說，智利（Chile）是拉丁美洲最繁榮和遵紀守法的國家，怎麼會這樣呢？最近發生的事件如何使我們了解公民不滿以及現代社會中暴力的可能性？

實際上，我們不能確定，這一切都以驚人的速度發生。

暴力發生後的幾天，和平抗議活動來了，2019年10月25日，120萬人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Santiago）市中心遊行，這是自1989年讓獨裁者皮諾契特將軍（Augusto Pinochet）下台以來，智利境內所出現的最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

最常見的解釋是：地鐵票價上漲3％，導致公眾對價格上漲和高度不平等現象的憤慨化為烏有，這種假設是正確的，擁有足夠收入的人覺得受到了公平的對待，因此不會打劫、騷亂。

但是，若作為解釋政策更動的依據，外界認為的標準敘事可能存有過於簡化的風險。

就舉價格提高來說。

是的，智利有通貨膨脹史（a history of inflation），而且，同時也因聖地亞哥更加繁榮，所以聖地亞哥物價較大多數其他拉丁美洲的城市都更昂貴，然而，自（2019年）9月過去一年中，智利的通貨膨脹率僅2.1％，央行持續降低利率，因為通貨膨脹率低於預期。

或者考慮一下收入不平等。

是的，對於一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智利（收入分布）非常不平均，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多數經濟學家偏愛的收入差距指標）在2017年達到46.6的高水平（100代表絕對不平等），然而，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此係數已從1990年智利重返民主制以來的57.2，令人驚豔的下降了。

據此，分析認為收入不平等加劇是智利公民不滿的根源，這一說法並不現實。

要了解一種社會現象的原因，總是必須問：為什麼在這裡？為什麼是現在？通貨膨脹和收入不平等加劇都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

其他人則認為，智利人只是對市場入侵、利潤尋求、日常生活的每個方面感到厭倦，同樣，前述假設亦屬合理，民意調查顯示，人們對供應水、電、健保和養老基金管理等公​​共服務的私營公司普遍不滿。

然而，這些調查也表明，無論是在醫院、診所、寄養機構中，人民對服務品質的憤怒，儘管設立類似的免費公立學校，即使學費高昂，但仍有逾半人口的父母選擇送子女上私立學校。

2017年，大多數智利選民投票支持現任總統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他是位億萬富翁，也是資本主義的忠實辯護者，經營著業績增長的平台。

那是為什麼呢？在暴力事件爆發十天後，為什麼仍有數百萬智利人遊行示威？

首先，智利並不孤單。

在過去10年中，英國、巴西、法國、香港和厄瓜多爾等地都經歷了類似的事件，無論是什麼當地因素，隨之而來的抗議活動範圍、強度和（經常發生的）暴力似乎都與最初的原因不相稱。

迅速的社會變革助長了現代社會（甚至是富裕和成功社會）中的緊張局勢和矛盾，這似乎使它們距離混亂僅差了一兩步。

在智利，一個明顯的原因是壟斷行為的氾濫（monopoly abuses）。

儘管智利的總體物價通脹較低，但部分對家庭預算至關重要的物價卻在不斷上漲，例如，旨在確保對公用事業進行投資的監管制度已賦予公司過多的迴旋餘地，以保持較高的價格，同樣，智利的藥房連鎖店也被判觸犯串通、價格欺詐罪，衛生紙生產商、養雞戶、長途巴士公司也被判觸法。

這是悖論（Here is the paradox）。

勾結（collusion）和價格固定（price fixing）在智利並非新鮮事，但在10年前，制裁還很薄弱，主管機構幾乎沒有權力，也沒有調查資源，直到修法後，醜聞開始隔幾個月爆發一樁，提高了公眾對壟斷行為的認識和憤慨。

如今，價格固定已遭判處有期徒刑，這似乎是合理的，這種行為正在消退，但是，這種進步反而助長了公眾憤怒的種子。

轉向勞動力市場。

智利的失業率始終徘徊在7％左右，工資一直在通貨膨脹前上漲，當查看就業結構時，壞消息來了，近1/3的勞動力是自僱、家庭服務，在許多情況下沒有正式契約及伴隨的合法福利。

有正式工作的人民中，大多數工作是短期契約，婦女、青年人的就業率是經合組織（OECD）會員國中最低的。歧視猖獗，數十萬戶的婦女沒有工作，更甚者，數以百萬計的工人不能確定隔天是否有收入。

可以糾正上述情況的改革清單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可調整的工作時間表、現代化的資遣計劃、更輕鬆的兼職工作、更好的工作培訓，以及反歧視法律。

在類似情況下，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但這是另一個悖論：隨著智利更加民主，出現了困擾高級民主國家的同樣問題，具政治影響力的局內人（insiders）阻礙了改革，勞動力市場的局外人（outsiders）則沒有代表。

鮮有政客為失業的年輕婦女說話，也許是因為她有兩個孩子、沒有高中文憑、加上很少投票。

微薄的養老金更加劇了人們的脆弱（fragility）。

智利的個人資本化體系在境外贏得聲譽，但實際情況更為複雜，正由於勞動力市場運作不佳，智利人退休後的帳戶平均存款低於20年，由於壽命的急劇增加（本身就是巨大的發展成功），他們可以期望退休後生活20年或更長，只有當這些儲蓄的收益率高時，養老金才足夠。

但是，隨著全球實際利率的下降，養老金日趨減少。

政府資助根本沒有儲蓄人民的最低養老金，加上養老金很低的人民補充，的確有助於減輕收入規模最低的130萬人困境。但現在，中產階級感到緊繃，因為越來越多的智利嬰兒潮開始在私人制度下退休。

儘管收入不平等並沒有惡化，但其他類型的不平等也可能變得更加明顯。

智利雖然加入了OECD，但在許多方面，智利仍是享有階級特權的傳統社會，商業領袖和內閣成員往往來自聖地亞哥的某所私立中學，尤其是在右翼政黨執政的現在。

菁英（Elites）似乎常常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智利總統妻子莫雷爾（Cecilia Morel）竟將這次暴動形容為「外星人入侵（an alien invasion）」。

這些對智利人來說都不是新鮮事，但隨著國家的發展，可能變得更加痛苦。

一代人以前，很少有工人階級的孩子上大學，如今，7/10的高等教育學生是家中第一個大學生，一旦他們畢業，沮喪就開始了，要想找到最好的工作，擁有「對的（right）」姓氏或人脈關係比學業成績還重要。

智利對菁英階層的憤怒氾濫，但對該國政治階層的嘲笑尤為深刻。

2018年，70％的智利人認為受到統治是為了造福少數強大的集團，分別僅17％和14％的人民表示信任議會和政黨。

這才是相對較新的民意。

在過渡到民主的近30年過程中，對民政人員的高度重視讓人民對孤立主義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認識，隨後又掀起了一波競選資金醜聞。如今，缺乏任期限制和議員超額的薪酬（在拉丁美洲最高）風暴中，再度極大地激起了民眾的憤怒。

對政客的不信任削弱了人們對未來的希望（Lack of trust in politicians weakens people’s hopes for the future.）。

智利最近經濟減速與皮涅拉對經濟增長的堅定承諾，形成了鮮明對比，加劇了抗議與示威，也許便是這些破滅的希望讓智利深陷緊張和矛盾。

目前，有個獨特機會來改寫社會契約，同時可以果斷地處理公民憤怒的根源，但是存在許多風險。

一種是選民們得出的結論是：智利的收穫比實際更虛幻，因此「將國家發展連同暴動同時丟掉（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另一個則是，目前的恐懼和分裂氣氛讓民粹主義者執政，如同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

在智利，民意已顯示出極右翼、左翼民粹主義者的政治斬獲，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動盪可能距離落幕還非常遙遠。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Santiago Under Sieg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