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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

 

●索羅斯基金、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

1989年11月8日夜裡，柏林圍牆（the Berlin Wall）倒塌，猛然加快了歐洲共產主義的崩潰，東西德間不再有通行限制，這也給了封閉的蘇聯社會致命一擊。

同理，這也標誌著開放社會崛起的高峰。

在牆倒前10年，我開始參與政治慈善事業，到處宣揚開放社會的概念，從這方面看，倫敦經濟學院的導師波普爾（Karl Popper）對我影響頗深。

波普爾教導我，完美的知識不可得（perfect knowledge was not attainable），號稱擁有終極真理的極權主義思想只能通過壓迫手段得以存續。

20世紀80年代，我支持前蘇聯各國的異議分子，1984年我在祖國匈牙利成立了一個基金會，為一切非由一黨國家發起的運動提供財務支援，這個概念是，透過鼓勵非黨活動，人們能夠認識到官方教條的謬誤，這發揮了魔法般的效果。

基金會以3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運作，產生了比文化部還強大的作用。

我開始醉心於政治慈善，隨著蘇聯帝國的崩塌，我在一個個國家裡建立了基金會，短短幾年，年度預算從300萬美元增加到3億美元，這是我的崢嶸歲月，開放社會（open societies）地位拔群，國際合作（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成為占主導地位的信條。

30年後，情況已經大不相同。國際合作遇到了嚴重瓶頸，民族主義成為占主導地位的信條，目前，民族主義已經比國際主義更加強大和具有破壞性。

這並非不可避免的結果。

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唯一存在的超級大國，但它沒能承擔起這一地位所授予的責任，美國只熱衷於享受冷戰勝利的果實，它沒有延長幫助舉步維艱的前蘇聯陣營國家之手，在這方面，它恪守了「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the neoliberal Washington Consensus）」的教義。　

此時，中國開始了卓越的經濟成長之旅，而（在美國的支持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金融機構成為推手，最終，中國取代蘇聯成為美國的潛在對手。

華盛頓共識認為，金融市場有能力糾正自身的過度，如果不能，央行可以接管倒閉機構，將它們併入更大的機構。

這是一個錯誤的信條，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證明了這一點。

2008年危機終結了美國無可置疑的全球主宰地位，大大刺激了民族主義的崛起，反開放社會的潮流也再次興起，美國的保護總是間接的，並且時常不夠充分，但它的缺席讓它們極易受到民族主義威脅。

過了一段時間，我才認識到這一點，但證據毋庸置疑，開放社會被迫在全球範圍內轉為守勢。

我非常願意承認低潮出現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時，但並非如此，開放社會的前景因為人工智慧日新月異的發展而惡化，人工智慧所產生的社會控制工具有利於壓迫體制，且對開放社會構成致命威脅。

舉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建立所謂的「社會信用體系（social credit system）」。

如果這項工程成功完成，國家將完全控制公民，令人不安的是，中國民眾認為社會信用體系很有吸引力，因為它能提供先前缺少的服務，還承諾打壓犯罪，並為公民提供如何避免麻煩的指引。

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國可以向潛在全世界獨裁者們兜售社會信用體系，讓他們在政治上依賴中國。

幸運的是，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有一個致命弱點（Achilles heel）：需要依賴美國提供微處理器供華為、中興等5G公司使用，但不幸的是，川普表明他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5G也不例外，他和習近平都面臨著國內政治難題，而在與習近平的貿易談判中，川普把華為也擺到了談判桌上：微晶片成了美國的談判籌碼。

結果很難預測，因為這取決於許多尚待的決策。

目前人類生活在一個革命年代，可能性範圍比正常情況要寬得多，結果則比正常時期還要不確定，我們所能仰仗的只有：信念（convictions）。

不管結果如何，我始終致力於開放社會所追求的目標，這就是為基金會工作、以及從股市賺錢的區別。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Rise of Nationalism Afte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